佛教的现代价值

1.  网友提问：“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既然佛也会入地狱，可见他也不比我们高明到哪里，佛跟普通人有啥区别呢？”。搞笑的网友回答：“你入地狱是坐牢去了，佛入地狱是拯救你去了。”严肃的网友回答：“佛的身在哪里，对他是没有区别的，就算他身在地狱，佛的心都在天堂中。”

2.  佛教两千年来，被古代中国的大官员哲学化、思想化了。佛，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一部分，早就深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和行为之中。了解佛法思想，思考其哲学，是中国人了解自己、理解自身的修行和寻根，而不只是“求办事”，或功利的烧香磕头。

3.  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在年轻时，曾经去印度呆了半年，研习印度的宗教。东方的宗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注人的内心。佛教在事实效果上，可以认为是一门心理学。佛，至少能让我们平静，让我们安详，不那么痛苦和彷徨，这不就是我们起码的收获，和佛对我们最基本的价值吗。

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儒、墨、道、法四家。

但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它们的命运开始分化：

儒家成了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

法家虽在舆论上不大受好评，但实际上，主宰了两千年来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

道家则占据了民间社会，成为幽人隐士的精神家园；

只有墨家，在刹那辉煌之后，无论是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组织，都烟消云散，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墨家与儒、道、法三家有一点差别，它不仅有一套学说，还有自己的组织。

这方面它与道教和佛教相类。胡适先生甚至直接把墨家视为一种宗教，所以我们不妨拿墨家与释道二教来做比较。

就外因看，百家既罢、儒术独尊的历史环境，可能是墨家消亡的重要原因。

但同样不能居庙堂之高的道教（个别时期除外）却没有像墨家一样消亡，反而在民间发扬光大，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底层民俗文化。

一、除开外因，墨家消亡大约有其内在的因由

一个人要想成为墨家的忠实信徒，就必须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必须能忍受生活上的艰苦，“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必须怀有对众人的博爱之心，而不能讲私人感情……墨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所以，《庄子·天下》批评墨家说：“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不过，即便如此，《庄子·天下》还是感叹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相比之下，做道教门徒似乎要幸福得多。道教的修行目标不是来世往生极乐世界，而是今世就要长生不老，成为仙人。

所以，道教，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正一道，并没有太多禁欲方面的规定，房中术甚至还是一种仙家秘术。

为什么墨家、佛教同样主张禁欲，而两者命运迥异?

这可以从两者的不同之处找到答案：墨家只是一种世俗学说，而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

作为出世的宗教，佛教能为信徒提供一套灵魂救赎的法门，让他们在禁欲的同时，能享受心灵的满足。虔诚的佛门弟子可以忽略形而下的艰苦，去追求形而上的禅悦。

而墨家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世俗化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节用、节葬……这些都是纯粹俗世的学说。如果不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禁欲的生活、无私的行为就不会有普遍而长久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一种学问要想成为广被接受的显学，总得有某种足以吸引人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是形而下的物质动机，也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慰藉。

而墨家恰好这两方面的东西都无法提供，最后只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二、除此之外，墨家还有一个不得不消亡的理由

在大一统的专制君主治下，一个内部有着严明纪律的世俗化组织，必然会让朝廷产生极大的戒心。

虽然墨家可能只有一腔热血，没有政治野心，但专制君主最怕的恰恰不是贪婪的小人，而是有政治动员能力的圣贤君子。

对于君主而言，可怕的不是有造反的野心，而是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宋太祖要“杯酒释兵权”。

所以，作为组织的墨家必然只能存在于列国时代，那时还没有形成四海为家的大一统，列国君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身边的敌国，对自己治下的百姓自要松弛许多。

而且，像墨子这类人可以周游列国，亦不致成为某一国君主的忌讳。

一旦“六王毕，四海一”，君主就势必以臣民为敌，不但墨家这类的组织不可能继续存在，甚至秉承了一些墨家思想，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游侠亦因“以武犯禁”而为朝廷所不容。

而释、道二教虽有组织，但因其强烈的出世倾向而稍可见容于世。

释、道二教，它们一方面有遁世色彩，另一方面却又教人顺从世俗政权，即便世俗统治残暴无道，臣民也应逆来顺受。

而且，在传教上，“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使释、道二教高度依赖世俗政权的支持。

正由于释、道二教没有什么威胁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安邦定国，所以才不致像墨家一样过早衰亡。

中国方言的分布大概有7大方言区：官话（北方）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

https://c.m.163.com/news/a/DD8PJ75B0521801E.html

在2007年的国际认证 ISO 639-3国际语种代号的编制中，国际标准化组织把汉语分为13种方言，闽东方言、晋方言、官方言、莆仙方言、徽方言、闽中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吴方言、粤方言。

其中在福建存在的就有6种：闽东方言，闽中方言，莆仙方言，客家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华夏方言向南传播的，有三次大移民，即公元4世纪的“永嘉之乱”、8世纪的“安史之乱”、12世纪的“靖康之难”。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是“乱”就是“难”，原因都是社会大动荡。移民使语言的分布向远方扩展，在南方很远的地方也出现了北方方言。

最棒的牛肉部位，是肉质上有大理石花纹的草饲牛，大理石花纹就是下图红色肉质上面的白色花纹(肥肉)。

https://c.m.163.com/news/a/DCKTTQVP0525F5QF.html

1 分熟= Rare/ Blue Rare

3 分熟= Medium Rare

5 分熟= Medium

7 分熟= Medium Well

全熟= Well Done

喜欢有肥肉的选肋眼，精瘦肉选菲力，要有嚼劲的选西冷。

肋眼肉（Ribeye）

算最受欢迎的牛排中的前三，通常取自牛第六至第十二根肋骨的肋间肉。肋眼肉肉质细腻且有均匀分布的脂肪，好的肋眼肉应该有非常漂亮的均匀分布的大理石纹，最佳烹饪程度为三分熟。

菲力牛排（Fillet）

菲力牛排取自牛里脊肉，肉质细嫩，最关键的是几乎没有脂肪，也就是说它没有大理石花纹。

西冷牛排（Sirloin）

西冷牛排在美国取的是牛后脊肉，在英国会取牛胸脊肉，西冷牛排肉质和菲力类似，肉质细嫩，肥肉较少。在美国Top Sirloin的价格很贵，也会单独标注出来。西冷牛排和菲力相比要更有嚼劲一些，三到五分熟比较好。

“文化挪移”（cultural appropriation)

       http://dajia.qq.com/original/meiguo/rxq20180514.html

“文化挪移”指的是强势文化从弱势文化中获取元素挪为己用，却对这些文化元素真正的内涵和创造了这些文化元素的人群都毫不关心。

虽说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少不了要互相拆借，但如果拆借双方关系不对等，拆借就变成了以强凌弱的巧取，即使没有造成明显伤害，对弱势群体来说也难免成了殖民文化的延伸，令人愤懑不齿。事实上很多典型的文化挪移现象的确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比如美国很多球队用印第安部落的名字命名、用他们的图腾做吉祥物，一直以来都让印第安人耿耿于怀。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意固化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由此引发的示威抗议此起彼伏。

2017年获过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恐怖片《逃出绝命镇》，黑人导演Jordan Peele的处女作，讲的是白人羡慕黑人的体格、皮肤或视野，就把黑人抓来，通过手术把自己的脑子植入黑人的身体。这部电影基本上可以作为文化挪移的具象版视频——你只配做载体（管你愿不愿意），我才是灵魂。

https://c.m.163.com/news/a/DLASLFRH0521EUK1.html

如果你的身边出现了下面这几种情况，那你就要留心了，可能有有人正在试图控制你。

（1）不断说你不成熟/情商低

这是最有效的思想控制手段之一，心理学上称之为“幼儿对话”。这些人用对待幼儿的口吻与你会说话，搞得自己一副很厉害的样子。总是说你不成熟，没经验，或者贬低你的能力或情商。

这种手段能给你造成一种心理暗示：我们很糟糕，有很多不足，对方很厉害，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种心理暗示的影响下，你很容易对其产生崇拜和依赖，进而被控制。

（2）错误比较

想要控制一个人的内心，首先就要摧毁他的信心。一个自信的人是无法控制的。于是，一种名为“错误比较”的手段被发明出来了。

所谓错误比较，就是对方故意拿自己的优点和你的缺点相比，不断针对你的不足去打压你，而丝毫不会提及你的优点。从而营造出了一种对方很厉害，而你很差劲的错觉。

在这种比较下，心理素质不够强的人会被打击的体无完肤，并在自卑中产生对他人的依赖。

（3）假装为你好

“假装为你好”，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控制手段。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些人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去指点你，批评你，控制你，甚至去伤害你。

这种方法最大的危害就是，你很难去反驳他们。毕竟，对方是“一片好意”是吧，你总不能“恩将仇报”吧。实际上，这是道德绑架的一种变异形式。

因此，很多个人边界不够清晰和强大的人，在这种“好意”之下，自尊和自信不断被打击，直到被完全控制。有多少人以善良之名，行着罪恶之事。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ndl20180805.html

    “我们以前带10个，也比不上你们今天1个”

    维护孩子安全的殚精竭虑，对教育成败的极度焦虑，以及维护家庭成员关系的高昂投入，是今天育儿的三座大山。

    30年前，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熟人社会还是常态。在熟人社会中，人和人之间有一种潜在的信任网络，理论上，每个人都是可信任的——不信任的人会迅速注意到；反过来，在陌生人社会中，就像我们今天，就算在小区楼下，即使有过一面之交，我们也默认他可能是偷窃孩子的潜在凶手。

    现在的妈妈，你敢把孩子（5岁以下）留在小区楼下一分钟吗？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不敢”。在熟人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朝阳群众，都在用余光帮我们看娃；但在陌生人社会里，我们必须有专门的人，在专门的场所来看娃，不但用眼睛，也要用摄像头监视。

    这种对外界的不信任，也反映在疫苗、玩具、奶粉等等层面。为人父母的信任系统出现了大问题，最终导致了父母的巨大精神压力。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放养到精细化培养，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孩子安全的高度隐忧，对教育成败的极度焦虑，促使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到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去。

    在过去，尽管三代同堂的现象更多，但老人、父母、小孩各司其职，基本上互不干扰。但如今，三代人都同时在为某道数学题不会做，或是某个培训班没报上而焦虑。管的人多了，冲突、消耗就出来了。这一点很像战争期间，后勤补给线越长，粮草的损耗就越大。

重要他人，是人的关系自我的组成部分

      https://www.douban.com/note/685683349/

重要他人塑造了我们的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 Theory）对于自我和人格的解读中，每一个人的自我，其实都包含了若干个在关系中形成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与重要他人紧紧纠缠在一起，而我们的每一个关系自我，也都有其独特的部分。

重要他人和我们的关系，塑造了某一面的“我”，不论这段关系是否已经结束，这一面的自己都留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深深爱过和恨过的人，都会以这种形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自此之后，只要有类似的情境或是人出现，这个“我”就会被激活。

学者们指出，在我们的关系自我中，总有一个、或是少数几个是尤为深刻的。他们更加容易、也更加频繁地被唤起的，甚至即使是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那一个，或是几个最深刻的关系自我，处于一种被形容为“时刻待机”的状态。

我们每个人都只会选自己身上的一些特征，去填写“我是一个_____的人”这个句子。每个人身上一定都有一些自己看不见，以及自己否认的部分。我们平时谈论的“我”，不是真正的、全部的关系自我的总和，而是我们所认同的那部分的关系自我。

我们会通过有意无意的去讲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删减、有因果关系，有拼凑，有侧重点，还有色彩的渲染 。我们所讲的这个关于自我的故事，就是我们平时所感受到的那个稳定的“我”。但我们所感受的自我，其实始终都只是一部分的。

那些极端渴求“一致性”的人，一遇到自我的一致性断裂的时刻，就会倍感痛苦。

放下“一致性”的执念，除了接受人格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以外，还包括放下对于善恶的二元化评判。因为每个人生命中都经历过好的和不好的关系，这使得人们在一些关系中显得更加无私，在另一些关系中更自私。所以，人的善念和恶念，是始终纠缠在一起的、同时存在的。并不存在一个人在这个时刻是好人，在另一个时刻就变成了坏人。人们始终有着做善事的潜能，也有着作恶的潜能。

表现出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的一致，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个人自身的关系过于单一。由于关系多样性的不足，Ta并未形成有差异性的关系自我。但即便是这样，即便我们自己的关系自我是相对单一的，我们也要尝试着理解并承认他人关系自我的多面性和真实性，而不是去片面地解读另一个人在不同关系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样子。

理解人的断裂和不一致，以及本质中的矛盾，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让我们生活起来不觉得那么磕绊，不再时常觉得自己的认知受到挑战，自己的信念受到冲击。它让我们整个人更放松了——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因为我们不再执着地追求某一种确定的东西。

理解人的本质的断裂、矛盾和不一致，也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人可以在完全摒弃自我怀疑的基础上去自我相信，因为我们的体内始终存在着矛盾。

我们想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取决于我们选择与怎样的人建立深刻联结，使他们成为我们的重要他人，并允许他们在我们的人格中留下烙印。而当这个重要他人对我们足够重要时，这一个关系自我就会更频繁地被唤起，甚至成为那个我们大多数时候表现出来的自我。

这意味着，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寻找到更安全、更舒服的关系，去养成一个更安全、更舒服的自己。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与一个更严苛的人建立联结，去培养出一个更完美主义的自己。塑造自己的方式，是通过选择关系。

中国父亲，那些孩子为何仇视你

      http://dajia.qq.com/original/wave/amei20180819.html

父权是中国整个传统权力体系的根基，宗族血缘关系中，父权也是最大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生了你，所以你是我的附属品”。而西方传统的观念虽然受宗教影响，但类似“人是上帝的子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其出发点却是根本不同的。

可以说，中国男人无论强弱，都对权力和地位有着极致的追求和崇拜，但权力追求在社会空间中可能会受挫，这种受挫的权力追求，因为被压抑，反而更有可能在家庭空间中放大，他们行使、享受权力快感最便捷的途径，便是管教和打压自己的子女了。

中国男人一般都极其重视自己的社会属性，而忽略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个人属性，年纪稍长，便不知不觉被“体制化”了，即一切向外归因，只接受有指标的、可量化的社会系统评价，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在情感方面的敏感、内省和直觉。如果混得比较成功，更会使他们的精神系统渐渐板结，顺手地使用一套自以为是的规则和体系，几乎无法看到孩子作为个体的真实存在。

对社会系统的执着，使他们无法真诚地投入家庭，在孩子和妻子身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反正父亲的身份已经具备了天然正当的权威感，他们更需要在社会体系中寻求认同、尊崇，满足他们作为男人政治动物的属性，以及那点可怜的男人的“面子”。

根据在社会系统中的表现，中国人往往简单的把男人分为两类：成功者和失败者，在社会中获得了权力感的男性，会更执迷于他的社会面具，回到家也很难卸下这个铁板假面。而那些社会系统中的失败者，则往往不自觉的在家庭中寻求控制感和权力感，子女就顺理成章的成了他们的压制和暴力对象。

被社会系统全面洗脑的结果，就是他们丧失了内部自我系统的感知能力——不会爱，不会建立基于感性基础上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只会争高低，只想凌驾于他人之上，这种姿态和爱是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可悲的异化。这种异化也是有传统的，我们很少看到中国父亲会公开表达感情，他们甚至以表达感情为耻。

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中国父亲的含辛茹苦，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生命观的中国人，无不声称要把最好的给孩子。他们所苦苦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孩子过上最好的生活。在经济方面比较成功的父亲，只重视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物质条件，吃穿用度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孩子必须满足自己的期待，符合自己的要求，这是用恩情绑架了孩子，忽视了孩子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自主意志的人。

而另一类为生存苦苦挣扎的父亲，则往往习惯于用苦情来绑架孩子——我为了你如何如何艰难，如何如何受罪，所以你应该如何如何回报。这种苦情，却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耻辱和压力感，让孩子感觉被剥夺、被绑架，和父亲之间，往往形成相爱相杀的关系。恩情和苦情的绑架，其诉求都是一致的：我为你付出了，你必须满足我的期待和要求，否则你就是不孝。

中国父亲也有一肚子苦水，说起来都感觉自己是最不容易的。上有老，下有小，都要自己负责。你说他们被社会身份异化，不擅长处理情感，那么他们会说现代就是一个残酷的丛林社会，你不去竞争生存资源，就会被社会踩在脚下，哪有那么多精力去建立情感？这的确是中国父亲的两难。

 不要说单田芳带走了一个时代，因为评书的时代早已逝去

   http://dajia.qq.com/original/shizhe/ykf20180911.html

   即使贵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我也得说一句：大部分评书都存在严重的史实和史观缺陷。至于那些排兵布阵、奇谋妙计，都是凭空臆想。评书的套路化也十分严重，同类型书的人物基本雷同，甚至有人说单田芳说书百部，最后都说成了一套书。因此，年长后再去接触评书，注定是相见不如怀念。

   单田芳这辈子不容易，就像许多同龄中国人一样，他吃了无数时代的苦。前几年，单田芳曾说：“一辈子想来，人间的苦，大部分我几乎都受过，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过。”

但也正是这勤奋，让他的弱点暴露无遗。单田芳对历史的了解，多来自民间评话和传说，说起书来难免信口开河。

说书说了一辈子的单田芳，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他晚年说新书，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显然下了功夫，尽管仍然粗疏，历史观也常有问题，但起码见得到努力。晚年的单田芳，被视为评书文化的改革者。可这并不能改变这个行当在史料和史观上的巨大缺陷。

http://dajia.qq.com/original/beauty/pxl20181007.html

“开轩卧闲敞”，孟浩然纳凉用的是“卧”的姿势，慢生活的最佳形体姿势，应该就是这一式——“卧”。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王维《送别》），包含着隐居的意思。

唐诗里的慢生活，王维、孟浩然们的提示是：第一，减少欲望，不要执着于目标，拒绝功利性焦虑。第二，远离人群，摈弃俗世常规，让自己的天性舒展自如。第三，无论什么处境，都要随遇而安，安顿内心。

韩愈：“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

当下县城的客观写照

https://mp.weixin.qq.com/s/E5qrSynoDXDGWtlR34cW8A

一、社会氛围方面

县城是一个典型由精英掌控的社会。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是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人里面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力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这几百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相互之间即便不熟悉，也会通过其他渠道短时内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情需要找网络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想一想办法，都会搭上线的。可以说，县城的一举一动、县城的孰轻孰重、县城的风云变幻都在这群人手里掌握着、捣鼓着。

县城是一个陌生环境下的熟人社会。走进县城，许多人你不认识，但是许多人你又认识。如果你在县城生活，走在街上，会有不同熟悉度的朋友或认识的人给你打招呼，面带微笑同时乐此不疲；两个陌生人见面扯东扯西的聊天也能引出一系列亲戚的连带关系。你打交道的圈子和人重合几率非常高，所以名声和口碑非常重要，它几乎代表了你所有的信息。而每个人的身后，早已贴满了各种被别人定义的标签。县城里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就被会大众认知。

县城是一个关系大于规则的社会。在县城，“有关系好办事”的观念根深蒂固。路上车追尾了，事故双方下车首先打电话找人，亲戚朋友叫来一大群，好像要打架似的。然后各自通过关系找交警。以至于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只走正常渠道的话，究竟能办到什么事，维护到什么权益。县城人讲的是关系，靠的是裙带和朋友。在县城人看来关系比规则更重要。关系到位，事情就不会荒废。人脉决定成败，至于规则、能力、才华、水平等一切都靠后。你的能力所体现的不在于收入相差几百块钱，而在于你认识多少人，有多少各行各业的渠道，能为多少事开方便之门，在灰色地带又能如何游刃有余。大城市的关系问题也许会让你望而却步，输的心服口服。但小地方的关系问题会让你哭笑不得、咬牙切齿却无能为力。

县城是一个有领导感存在的社会。在县城，官往大当很难，但是要找到领导的感觉不难。无论你是派出所、税务所、土地所……只要是所长，在县城都算是“高干”。一官半职在都市是职业，在县城就是领导。一个有实权部门正科级的局长出行都会有人提包端茶、前呼后拥，而且会目不斜视。为官的气场十足，让普通人望而敬畏。

县城是一个缺乏包容性的社会。在大城市，大龄青年怎么样，丁克怎么样，不买房怎么样，不要铁饭碗怎么样，穿着怪异又能怎么样……没有人在意你，没有人关注你，这就是大城市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可是在县城，工作，必须得等前辈退位让贤；婚姻，必须门当户对；结婚后，必须立马生孩子……要随波逐流，不能特立独行。不按正常模式生活，很快会被打入另类。

县城是一个信仰及诚信缺失的社会。在县城，一场民间借贷危机，哀嚎遍野，让许多普通人血本无归彻底回到解放前。过去，人与人之间借钱只要有，几万几千都不成问题。现在，几百都是问题。民间借贷彻底摧毁了诚信的最后一道防线，每个人都活在不信任当中。吃的怕有毒，穿的怕高仿，走路怕车撞。当官的怕纪检，做生意的怕赔钱，打疫苗的怕遇假，找对象的怕化妆，学生怕考不上好学校，农民工怕拿不到工钱……。在这茫茫的人海里，人们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一叶孤舟，孤独、焦虑和恐惧时时笼罩在心头。

二、文化习俗方面

没有鲜明的县域文化特色，大多数是千律一篇的次生城市文化。在崇尚金钱的迷惘中，人们把打开手机观看网红作为消遣，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化氛围。微信、抖音、今日头条等成为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调剂品。

三、休闲娱乐方面

先说喝酒。酒是一种文化，在县城不喝酒基本就失去了社交。许多消息是在酒场上传播的，许多感情是在酒场上联络的，许多事情是在酒场上办妥的。再说看电视，县城是有电视台的，每天都有本地新闻。然后是：打麻将、KTV、广场舞。

六、人才及就业方面

所有经济增长模型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这几个要素。其中人口的增减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劳动力的增减，并且知识、技术及资本是会随着人（尤其是人才）流动而流动的。所以县城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吸引足够多的年轻人。

许多年轻人不愿意来到县城或者县城的年轻人不愿意回来，一者是因为县城缺乏发展前景的产业，就业岗位匮乏以及单一，发展空间小；二者是因为相对于大城市较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县城的人情社会氛围和乡土规则，让一些回到县城生活的人，立马产生逃离的冲动。能留下来的，大都是以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为主要群体了。

在县城，只有官场，没有职场。在县城，你真正能体会到学非所用，你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在县城，工作大可分为行政、事业、国有企业、自由职业等四个类别。

东亚女性为何不想生孩子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wz20181011.html

2017年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最低的六个席位中，东亚就包揽了五席。

这个问题在中国甚至更复杂：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比日本破坏更大，女性解放也更彻底。

“人口红利”是归国家和社会的，但生育成本则落在你自己肩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

这是一种在中国社会盛行的逻辑，大体可称之为“有权者的单边主义”：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考虑你的难处。所以国家的潜台词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企业也类似：“是我在挑你，你不愿自有下一个”，等你入职了，最常听到的可能也是“我只要结果，不要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担子被层层转包，直到最弱势的那一方无可推卸挑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她们也撂挑子了。

现代女性怎样才愿意生娃

真正成功的典范是瑞典和法国。在瑞典，2000年的生育率已低至1.53，但2010年却反弹到1.67，去年更回到了1.88，在北欧各国中仅此一家。法国更为神奇，2000年是1.75，2010年达到1.97，2017年高达2.07，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成功回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作为最早完成现代化的地区，欧洲的生育率近百年来一直是全世界的“洼地”，而瑞典等北欧国家又是洼地中的洼地，在1970年左右是最早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的国家；但在1980年代之后，其它欧洲各国生育率下跌时，北欧却开始不跌反涨，在瑞典尤为成功，被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瑞典在1970年代末开始推动一项变革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创新，就是大规模的非正式同居，1980年代更颁布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30年后，近70%生下第一胎的瑞典妇女或是同居女性，或是单身母亲。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之后，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为止几乎别无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那还不够，真正要做的是必须给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权，打破传统的男权结构，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在法国和英国，非婚生育率（xtra-marital birth）在40年内从 6%-8%攀升到了40%-42%。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多解放、权利和自主权，而不必担心自己遭到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会歧视时，她们才愿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无须顾虑。与此同时，这还需要社会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否则开放同居、承认非婚生子女的结果可能又变成女性独自承受结果：未婚妈妈更容易贫困化，反倒只是方便了男性甩手。这已经不只是提高生育率的简单问题了，而变成整个社会结构、观念和制度都要发生相应的变革。

这也是为何南欧和东亚这些家长制更浓厚、观念更保守的地区在现代化之后生育率更难回升的一大原因：因为婚前同居率很低，社会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为，很多孩子被视为“不该出生”，那出生率就只能在1.4以下挣扎了。在这样的结构下，对一个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女性来说，多生孩子并非人生最佳选择，因为在这社会里，仅仅“做女人”本身就已经够累的了；但要赋予女性充分的自主权，则会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性变化。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没有办法，而是这个办法你敢不敢接。

年轻人的红线，即尊重个体价值与文化差异

https://new.qq.com/omn/20181231/CRI2018123100650700

一

大二的时候，那天我正被窝里玩手机呢，我妈拿了把椅子进我房间坐着：“别睡了，起来，你爸要开批斗会。”然后我爸也拿了把椅子进来坐着，一副“驸马爷近前看端详”的表情。

爸脸色凝重地先定性：“二棒，我跟你妈讨论了很久，认为你留长头发是不对的。”

爸妈对视一眼，我妈说：“凡事有因才有果，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是为了插个簪子，太沙雕了。就说：“真的不为啥，就是想呗。”

爸说：“你看街上，只有那些烂崽（混混）才留头发，你这样，是很不庄重的。”

我说：“可你明明知道我不是烂崽，是大学生。”

妈说：“对啊！你们大学生，哪个不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你不男不女的，就不怕出门被人打？”

二

我爸今年59岁，跟六小龄童恰好是同一年出生的。我想，虽然他俩社会地位不一样，但在许多话题上一定会很聊得来。

他们这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被强有力地灌输了现代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来源于新政权对创立现代社会的渴望，然而又不可避免地杂糅了许多传统的东西。现代带来秩序，让他们相信每个问题都有正确答案；传统带来等级，以及相应的威权。

这样的话我们便能解释很多东西了。比如我爸反复问我留长头发的目的，就是他相信看到的一切表征，背后都一定有“意义”或者价值观在支持。可我能说啥呢？我这留头发跟梅兰芳的蓄须明志显然不是一回事，硬要分析的话，大概只能往弗洛伊德和荣格上扯了。

三

关于六小龄童抱怨网友黑自己，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前期黑他本人，是发展较充分的现代性与发展不充分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后期玩梗，是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觉得绕没事儿，咱先说第一个。

现在的90后网友跟86版《西游记》的第一批观众完全不一样。具体来说，就是年轻网友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生长的环境也深受资本影响，因此在现代之路上走得更远，也能更自洽地消化现代性。如果说父辈完成的是制度现代化，那么年轻人就是完成了心理上对现代化的认可。

比如六小龄童那句“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这句话一点没错，关键在于他垄断了戏说和胡说的解释权。反观豆瓣，成千上万人给电影打分，总比你的一言堂有说服力吧？

六小龄童的人设崩塌之所以始于对《大话西游》和《七龙珠》的批判，就是因为他碰到了年轻人的红线，即尊重个体价值与文化差异。而许多年轻人泣血“父母皆祸害”，无非也是因为这个。老说多一点沟通多一点沟通，讲真，很多东西是根本无法沟通的，父母能做到求同存异，子女就谢天谢地了。

然后，我们来说后现代。

现代化带来的是快节奏生活、高压力和人际交往的浅表化。尤其是大城市，熟人社会正变成“生人社会”，以前乡土社会极其看重的老乡啊亲戚啥的，在资本面前通通不好使。因此，网络就成了年轻人重建community的重要平台。

匿名和即时的特点，让网络变成了感官刺激和瞬间碎片的汇合。而这恰好与后现代性碎片化、差异化和变动性的特点相一致。不论是什么热点和梗，都不过是年轻人进入共同体的敲门砖，随用随扔。

六小龄童不知道狂欢的游戏规则，即一旦变成梗，所有言行便都会“梗化”。我敢说，到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发自内心去黑他了，我们看到的“黑”在梗的语境里其实是失真变成的娱乐。甚至六小龄童说得越多，网友就越开心，为啥？娱乐素材变多了嘛。

六小龄童怎么公关比较好？首先上策肯定是与民同乐，了解并进入年轻人的话语体系。比如唐国强、张召忠和徐锦江，只要一玩自己的梗，网友便会觉得这个人很亲和，好感度直线上升。此所谓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中策是不一起玩，但是当好忠厚长者。比如郭德纲就扮演济公的事问过游本昌，游本昌鼓励他放开了演，并表示特别希望能出现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济公。网友一看这么德艺双馨，那么保住老一辈艺术家的形象是没问题的；

下策是什么都不说，闷声大发财。网上出现过那么多梗，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只要冷处理，网友觉得没劲，过不了多久就围观下一个热点了。当然这都是说公关。涉及到自己做人，还是该咋办咋办。

总之，社会发展趋势是往现代走的，既然道路一致，那老一辈们就没必要把不合己意的年轻人都看成洪水猛兽。这都2019年了，即使是末班车的90后也成年了。经济教育都在发展，年轻人素质胜过老辈人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生育率的下降已成世界性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一位社会心理学者开展的小鼠实验或可提供一些线索

         https://new.qq.com/omn/20190223/20190223A0R9V5.html

二战结束后世界人口急剧增长，就职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 Calhoun 认识到马尔萨斯理论的局限性——研究过度关注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苦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于是他设计动物实验来研究种群数量过多对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后果。Calhoun 在巴尔的摩北边 Towson 的院子里建造了一个四分之一英亩的“老鼠城”并放养了五对大鼠，供之以无限制的食物和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27个月），理论上估算可以繁殖到 5000 只大鼠，但是这些大鼠总数在 150 只左右就趋于平衡，从未超过 200 只。虽然繁殖到 5000 只老鼠可能性不大，但是平衡在 150 只上下也确实有点出乎意料。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Calhoun 在后来毕其一生通过实验寻求答案。

在五十年代进入 NIMH(国民心理健康研究所)之后，Calhoun 又不断完善实验条件，用不同种类的大鼠和小鼠多次重复了上述实验。为这些实验动物提供乌托邦式生活环境——充足的食物和水，定期清扫，保持恒温，无捕食者，将致病危险降至最低。总之，所有能想到的有助于老鼠过天堂般生活的条件都一一满足，唯一保持不变的是生活空间。然而，最终这些养尊处优的老鼠的命运都一样——种群数量经过一段快速繁殖期后， 由于数量过多，导致行为沉沦（behavior sink）(比如病态性聚集，参与者混乱，行为偏差)，最后导致整个实验群体的灭绝，把天堂变成了地狱

最有意义的一次实验开始于六十年代末期，他将精心挑选出来的四对精英小鼠置于更大的有 256 个鼠窝的封闭的实验场地——“宇宙25”。在实验开始之后的第 560 天，小鼠总数最高达到 2200 只，尽管理论上讲可以容纳 3840 只小鼠。

在实验开始之后的第 1588 天，仅剩 27 只小鼠，其中 23 只雌鼠 4 只雄鼠。即便将它们转移到新的“天堂”并配之以新的配偶，它们也不再繁殖后代。

从天堂到地狱， 也就短短的四年多时间。 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一转化？Calhaun 博士认为，当所有可用空间都被占用并且所有社会角色都被填满后，新生个体所经历的竞争和压力远超其所接受的生存历练和精神传承，从而造成复杂社会行为的崩溃，最终导致群体的消亡。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mlm20190324.html

   之所以讨论中国人的饮食观，是因为：餐桌秩序是政治秩序的缩影。如果相信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微妙联系，那可以相信，吃饭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政治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分配问题。对待饮食这件事上，人都是诚恳的。

   美国人吃饭普遍倾向于分餐制。这样好处很多，比如卫生、环保、节约等等。但坏处是，各吃各的，很难调和起餐桌的气氛。美国人的饭局，尤其是多人饭局，总是很难组织起来，没吃多久要要散场。这跟分餐制关系密切。因为吃完的人，就意味着完成任务，没事可干了。即使你没吃饱，你也不能吃对方盘里的东西。在生活中，美国人独立、自由、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非常注重群己边界。美国人的这种日常状态，决定了美国政治体制的走向：私有产权、个人权利、法治思想、效率优先、激励制度等等。

   再来看中国人的饮食方式，情况截然不同。喜欢聚餐的中国人，本质上是集体主义行为，只能在集体之中才能找到自我，并需要依靠集体实现自我价值。在一般状态下，饭局之中要有个“大哥”，他坐在主要位置上，他或许是长辈，或许是领导，或者要负责买单，又或者是话题制造者。如果菜不够，他要负责让大家吃饱；如果酒不好，他要负责弄到好酒；如果冷场，他要抛出话题。这个“大哥”就是饭局中的权威，也是现实政治中的权威。“均等而满足”是中国式饭局的典型特点：每个人都能吃到所有菜式，每个人都能吃到满腹而归。整个过程，就需要不断制造话题，不断互相吹捧，最后一起进入化境，掀起高潮。所谓“油腻”，不是指口味有多重，而是每个人都在这种饭局中如泥鳅一样顺滑，精通套路。只有在集体性的吃喝之中，中国人才能释放自我，变得文韬武略、风趣幽默。虽然承认有点尴尬，但这就是事实。

   有学者提出：饮食同时在裹腹的同时，也是发展为一种仪式，用于确定和宣认秩序。这个秩序，本身是一种集体中的秩序，它只有在特定集体中才有意义。而一桌子人，就是一众话语游戏的玩家。他们也只在这个场域中，才具有自身特性。但是，就吃的方面，“大哥”必须管饱。可以说，集体中的个体并非独立的，而是环环相扣，是“命运共同体”。哪个“小弟”没吃饱，“大哥”都有责任。因此，“小弟”是拥护“大哥”的，既然是秩序，看重的就是和谐。

是什么干扰我们读书？

         http://dajia.qq.com/original/Hibooks/zb20190424.html

海明威说：停在你知道该怎么写下去的地方。

自从有了社交网络，读了一点内容，产生一些念头去写，写下来后还要往社交网络里发，发完之后就什么都不存在了，因为我们开始等赞然后无所作为、等批评然后维护自己，开始“社交”。这让我再也回不到书本，它只是随时泄去自己新攒起来的一点生命力、一点“真知灼见”。

我感到自己也许再也凝聚不起来了——那种在图书馆里呆上一天之后眼神明亮的感觉越来越不可能。一天阅读给人带来的明亮感和一天写作给人带来的明亮感不同，后者是劳动后的自然满足，前者是感到世界和自己都很有潜力时的欣喜，与社交网络的功利感都不一样。这种即时兑现是诱惑人中断劳动的最大陷阱，它诱惑你兜售未完成的读写，这个时代碰巧什么碎片都能拿去典当，不仅气泄了，而且思考过程变短，读与写的目的甚至异化为“发一发社交媒体”。

读书是这样一个过程：简单的书会引你去读更难的书、更深刻的书，如果并没有这样一本书，你会有冲动去写出为了自己去读的书，书和读书人是一种彼此激励的关系。社交网络并不是，它把思考转化为人际关系。最近巴黎圣母院的火进一步暴露出新媒体的人格分裂：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里，同一个发布者会分别表现出对人类文明遗产的痛惜、民粹的冷眼旁观、雨果读者们的文艺游客心。这种精致的分裂也毁了我们的读书。

残雪

      https://new.qq.com/omn/20191011/20191011A08LQG00.html

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美国评论家、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如果要我说出谁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残雪。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则称残雪为“中国的卡夫卡”。

在国内文学界，对残雪基本上是“不予评价、绕道而行”的“回避”和“失语”状态。

中国人是讲面子的，重善而不求真。为了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不讲真话是普遍现象。残雪则反其道而行之，明确宣示自己继承的是欧洲文学的传统。她说：“中国古典文学是平面化的文学，这种文学是产生不了精神的。作为人的文学，作为有层次的精神产品，这个源头还是在欧洲。”

她说王蒙：创作上大大倒退，而且还抛出他那套老于世故的、圆融的传统哲学来毒害青年，一时居然洛阳纸贵。他的“老王哲学”说来说去就是传统的那套为人、为官之道，他自己不知有多么自得。可是从那里面你哪里看得到一点现代性的东西啊？既无丝毫的内心斗争，也无思想上的矛盾，更谈不上有深度的自我解剖了。

她说阿城：一开始写过一两篇好小说，马上江郎才尽。这是因为他在传统中浸淫颇深，无法达到更高境界，现在的社会也不再有古人为文的基础了。结果是非常尴尬，到了“遍地风流”简直就是在强写，堆砌词藻了。于是只好放弃，从此不写小说。

她评论格非的《人面桃花》：我认为《人面桃花》是格非写得最差的作品，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写那样一个东西，而且写了十年。从作品看，很明显是没有冲动的表现。……我只看到一个过早衰老的中年人，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历史感悟在勉为其难地拼凑所谓的“中国故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55444/answer/112958453

博尔赫斯鼓励作家脱离二战后以人物为中心的心理小说和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形态，而把小说当作一件自觉的，夸张的文字艺术品，进行大胆的想象和智力的，甚至是哲学的思考。

他放弃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内外欺骗性，即小说家装作自己是用一面镜子去真实地反应外部世界，而实际上他和读者一样，对世界的运转一无所知。

把小说的人工加工痕迹掩盖起来没有任何意义，他相信——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想象世界，只要作者能够说服读者对其保持一定的文学忠诚，他就可以任意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假如你工作10年存了100万。你拿去赌了。一个小时变成200万。

这时你是什么心态？你过去辛苦10年赚到的钱现在1小时就赚到了。在惊喜之余你会变得不平衡，因为赢钱否定了你过去的努力，让你对你的人生产生了怀疑，找不到努力的意义，你对过去坚信的一切都变得不再坚定。对比过去的努力，这样就能赚钱，工作就没必要了。

所以你还想赌，但是你潜意识里仅存的那点理智却不断的告诉你，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赌下去的未必赢钱，欲望与理智开始强烈的冲突。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空虚，极度的空虚。你只能用花天酒地来麻醉自己，你开始享受，不再想一切，吃喝玩乐。最终，欲望战胜了理智，只有这种享受能填充你的空虚，而只有赢钱才能让你继续这种生活。

于是，你又赌上了，然后开始输了，输了一点你还能保持平静，超过4分之1，你有点慌了，超过3分之1，你开始冲动了。终于，一半了，剩下一半了，你把赢的都输回去了。这时如果收手，账面是持平的，看似没什么。但是，你过去的思想，生活方式，你的所有一切，已经被这一进一出彻底的改变了。最后，你还是压了最后一把，这一把，承载了你过去的十年。太沉重了，沉重得使你喘不过气，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你输了过去的10年，不止是存款，还输了你人生的想法，生活的态度，一切的一切。你终于回到现实了，你终于知道错了。可是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你只能不顾一切的去翻本，谁又能接受过去的10年努力，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失去呢？

玩下去只是轮回，赢钱只会颠覆你的价值观，只会患得患失，怕输，极度的空虚，你的心变成了黑洞。你能赢，不过是狗庄想让你赢，输输赢赢才有真实感。让你输的时候，分分钟教你做人。最终，只要是靠近你的人，都会被吸入你的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