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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出一家，天无二道

        —— 中国官本位形成的思想根源

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礼坏乐崩，诸侯力政，各国交争，天下大乱。那个时代的主题是如何将乱世建成一个理想的太平世界。于是，各种思想家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出谋划策，奔走献计于各国国君，企图帮助诸侯王治国到平天下。这就是战国时期诸子蜂起，思想爆炸的原缘，用荀子的话说是，“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

这是一个社会大转型时代，知识精英对天下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不同思考与设计，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家，异彩纷呈；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如耀眼繁星，蔚为大观；各家思想争奇斗艳，“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篇》）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兴盛，是所谓“轴心时代”。

这确实是一个思想如火山喷发的时代，梁启超对此大为赞叹：“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版）

九流十家，“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有优有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但都在思考如何治国平天下——“为治”。为了将自己的“为治”思想变成现实，诸子百家纷纷向诸侯兜售自己的思想学说，叫“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比如，孔子周游列国，形同丧家之犬，就是想将自己的思想学术推荐给诸侯采用，以换取功名。

由于“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诸子百家则“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形象地讲，那个时代的社会就像一个病人，病得很重，诸子百家就像医生，不同的是，有些是医学院毕业的，有些是江湖郎中，有些是外科医生，有些是内科医生，有些专攻心血管，有些专攻泌尿系统。医学院毕业的说要专业治疗，江湖郎中说要用祖传秘方，外科医生说病人摔骨折了，内科医生说病人肠胃出了毛病，心血管医生说病人有“三高”，泌尿医生说病人得了结石，有的主张动手术，有的主张吃泄药，他们都对诸侯国君说自己能将病人治好。

各国采纳的治国方略不同，变法举措各有其特。不过，总体而言，国君取舍的标准，是看这些理论家的理论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能不能富国强兵，若能，哪怕顶着国内强大的反对声音，也要用。

譬如秦孝公认为商鞅的法家思想可以让秦国富国强兵，让商鞅放手变法，“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卫鞅亡魏入秦》)受到了秦国反对派的阻挠，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派的首领为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他们唆使年幼的太子触犯新法，给商鞅出难题。商鞅用铁手腕回击：他无法处罚太子，就惩罚其师，对公孙贾处以黥刑 (脸上刺字)，对公子虔处以劓刑(割去鼻子)；并对其他反对者进行了血腥镇压，仅一天就处死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刘歆《新序》）通过杀人立威，变法得以顺利推行。事实证明，商鞅的思想和变法，令秦国“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战国策·秦策》）法家思想在秦国生根发芽，大放异彩。

其他的各家，如儒家、阴阳家、墨家、名家、道德家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要么在国君看来，于时务无补，形同“无用之学”，弃而不用；要么即便采用了，也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只得放弃。当秦统一全国之时，既是秦国对其他诸侯国的胜利，也宣告了在这场百家争鸣的理论竞争中，法家一枝独秀，完胜各家。

法家思想在秦国实验成功，一是理论应合了时代要求；二是秦国国君给力支持；三是变法措施得法；四是落实执行到位。前面，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方面有详尽分析，条条都有助于秦国向君主集权和官僚政治的转变，有助于秦国这辆战车武装到牙齿。

其实，保证这辆战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做到人民在思想上的统一——“思出一家”，将国民的思想限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只能接受来自国家灌输的思想，只能有一种“国字号”思想，进而限定国民的行为在符合国家要求的范围之内。法家对思想的高度垄断，对民众思想的强力控制，对官本位的形成有深刻影响，毒害中国两千多年，遗害无穷。

当富国强兵成为各诸侯国的头等大事时，商鞅变法应合了时代要求。商鞅变法根据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即人们会对激励与惩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利用“刑德二柄”，奖励耕战和惩罚有违耕战的做法，将人们吸引和驱赶到为国家耕战之上，以此实现富国强兵。

这样一来，在秦国几乎只有两种职业是合法的：农民和军人。一个人不是农民就是军人，其余与耕战无关的职业比如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等，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误国的“害虫”：“《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农战》）意思是，国家有这些“害虫”，敌人来了，国土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相反，没有这十种人，“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同上）

商鞅还在《商君书·勒令》中把“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这六种人视为虱子，一概排斥，认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既然“六虱”和“十者”一样，都祸国殃民，对于这些人，要么将其清除，要么对其进行改造。清除则无人力，改革绝非易事。毕竟这些人不是木头，而是有思想、有主见、有灵魂的人，改造的工作必然同时是一场深刻残酷的思想革命。

本来，三十六行，行行可以谋生，行行都有可能求取富贵，国家允许老百姓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的话，就不能轻易将老百姓引诱或驱使到农耕和战争上。要想引诱或驱使老百姓到农战上，必须“荣以功”、“劫以刑”。“荣以功”就是用爵位等荣誉和利益来激励人们耕战，“劫以刑”就是绝禁其他职业，以重法剥夺农战之外各色人等谋生和求取富贵的凭借。在名利激励和重法苛刑的双重作用下，老百姓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基本手段之后，只能走上专制政权所安排农耕和战争之路。

这场触及灵魂的改革正如张晓先生说：“从事这些多余职业的人，被改革的结果是全民从事农业，‘家给人足’是必然之事。但这同时造就了另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结构彻底单一化，一切有流动性的职业都从秦国消失了。”（《“单一”而非“多元”：论商鞅思想的一元化》，载《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期）

社会结构和职业身份的多元化是社会思想丰富活跃的前提，社会结构和职业的单一化会造成人的视野和思想的单一化。因为单一意味着见识狭窄，限于一隅，种地就永远种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诗书礼乐之美，商贾手工之道，结果正如萧伯纳说：“有人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一个人像一颗镙丝钉固定在机器的某个位置上不得移动，只能有一颗镙丝钉的思想——所有人都应该像镙丝钉一样拧在机器上，否则就太不像话，是错误的。由职业身份的单一化，进而使人的思想狭隘、单一，这正是国家（君）所需要的。

反过来，思想的单一化，同样有利于耕战，因为，“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彻底单一化，即彻底排斥和否定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思想，而把统治者的思想意志作为唯一的价值坐标、行为指南和膜拜对象。”（同上）人民就会视农战为天经地义之事，不容辩驳的真理，一心一意耕战，为国家奉献自己。这就是商鞅所说的，“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垦令》）

为了做到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彻底单一化，进而实现思出一家，商鞅认为必须要对“害虫”、“虱子”一样的人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要他们服服贴贴地按国家、官方意志去行事，不需要有那么多知识思想，越顺从越愚昧，活得越知足越开心。反之，违背国家意思而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要极尽杀伐之力。

商鞅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实干的，他用铁腕打压那些“巧舌善辩”者，《商君书》记载：“偶语《诗》《书》者弃市，敢有挟书者族，以古非今者族，妄言者族，诽谤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有敢在一块谈论《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以古非今的人诛其九族……为求思想的一律，动辄连坐家族，如此血腥的“焚书坑儒”前无古人，后有来者。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考虑要不要在全国推行思出一家，李斯的意见是坚决推广：“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听了，正中下怀，掷地有声地说了一个字——“可”，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一事。

所谓“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简直就是商鞅原话的复制拷贝，思出一家一脉相承，并无改样。后世皆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实际上，这绝不是秦始皇和李斯开的头，秦孝公和商鞅才是“先行者”，韩非子在《和氏篇》中的记载也证实了商鞅的确是“焚书”的始作俑者：“商君教孝公燔《诗》、《书》，以明法令。”商鞅与李斯相去100多年，思出一家可谓秦国一贯执行的、一百年不动摇的基本国策。

到了西汉，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搞思出一家的“独尊儒术”，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向汉武帝对策，简直是李斯的翻版：“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举贤良对策》）——现在，学说不统一，议论不统一，各人有各人的主义，各派有各派的路线，皇上不能一统天下，国家无法制定政策，人民无所适从，就是因为人民思想太多太混乱，没有统一的思想。那怎么办呢？办法是，消灭邪辟之说，推行国家尊崇的思想——儒术，人民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我们可以想象，在商鞅未变法之前，秦国可能有不少学派游说秦国国君，民间则有各种学派的学习传播，有的讲仁义道德，有的争白马非马，有的讲诗赋音乐，有的讲阴阳互补，有的讲兼爱非攻，有的讲清静无为，秦孝公最终选择了法家商鞅，大约觉得让老百姓弹琴鼓瑟，谈诗论道，不如上本除末，让老百姓别无所思，一心扑在农战上，吞食天下，更符合国君的利益。

另外，虽然法家在秦国得势，仍不排除其他学派对国君“独尊法术”的不满，有指手画脚的，故意挑刺的，尤其是那些利益受损的反对派贵族，利用其他学派的矛来攻法家之盾，拉法家下水。

再者，如果法家完美无缺，那么其他学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与价值，法家并不是完美的治国之道，能够彻底解决一切问题，其缺陷正是遭致议论的原因。其他学派虽然不得势，但也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在不同的现实遇境下，不同的学派的优劣会互相转化，优势会变成劣势，劣势会变成优势。即便是为了维护法家（其实也是法家代表人物自己）在秦国的独尊，商鞅、李斯也完全有理由搞思出一家，将其他学说贬为“害虫”、“虱子”，借机打击，只许法家存在。

为了保证法家专宠，法家对其他思想言论形成高压状态：“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秦法禁民聚语”，“秦法，诽谤者族。”（《汉书》颜师古注引）商鞅、李斯的“焚书坑儒”，有多少出于公义，有多少出于私利，已经很难分辨得清楚了。

民间的书籍被收缴焚毁，私学被禁止，那人们学什么呢？李斯说，“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吏是国家的官吏，是国家的管理机器，“以吏为师”说到底就是以国家为师，以帝王为师。

通过铁血手腕，秦始皇消除了不同意见，统一了人们的思想，通过刑杀强化了自己的权威；通过“以吏为师”，让人民的思想都牵引到皇帝那里，出现了“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的气象。然而作为代价，秦朝变成了文化沙漠，不复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爆炸的局面，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秦代是没有思想的时代，“历史文化传统对他们而言是没有真实意义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其实又何止秦代如此，秦以后二十四史，概莫能外。“百代皆行秦政”，秦奠定了中国专制集权的官僚政治大厦，历代从“权出一门”的政治制度，到“利出一孔”的经济政策，到“思出一家”的思想控制，无不是从秦朝、更远的是从商鞅那里继承而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秦孝公、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法术”是一回事；董仲舒与商鞅、李斯并无区别，虽然所用的思想武器由“法”变“儒”，但本质上还是思出一家，是“壹教”，规定国家只有一个主义、一个主张、一种思想、一种声音，国君（国家）、官吏的看法就是最大的看法，国君（国家）、官吏需要的知识就是最大的知识，国君需要的文化就是最大的文化。历代不同程度的“文字狱”，屠杀读书人，都是“思出一家”这一传统得到很好继承的明证。

现在我们说百家争鸣是一件好事，褒义词，但在混乱的战国时代，不独专制者看来是一件坏事，是贬义词，连民间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对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的局面相当反感。因为“就主观上看，无论诸侯还是诸子，都不希望天下继续混乱下去，都希望天下能在自己的领导下或在自己策略的指导下重新实现大治，但是，在客观上，天下不但没有因此而渐渐有序，反而因为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而更加混乱了。虽然制造混乱的主要责任在于‘诸侯异政’以及由此引发的诸侯纷争，但思想、价值上的混乱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百家异说’，并且思想混乱助长了诸侯异政与社会混乱，这就是百家争鸣可能引起的麻烦。因此，人们对百家异说产生了质疑，并产生了统一思想的诉求。”（邓曦泽《走出历史的玩偶化——以古今对诸子百家的评论为例》，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吕氏春秋·不二》中的记载也证实了时人对“百家异说”的担忧和反感：“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众声喧哗，每个人发表不同的看法，要是按照众说纷纭去治理国家就危险了。就连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认为正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才造成了社会的动乱，主张“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解蔽》），只有思想统一，天下大治，思想不统一，天下大乱。所以，李斯对奏秦始皇，提出思出一家，“以吏为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陈四益先生说：吏是层层挑选任命的，吃着皇粮，拿着俸禄，毕生的富贵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着，应当能够唯上之命是从；吏的利益是与政权兴替拴在一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应该不会做出损害政权的事情来；吏所受的训练是熟悉法律条文或政府的诏令，然后照章办事，不越雷池，因此应该不会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陈四益《忽然想到——以吏为师之类》，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9期）

可见，吏虽然有以权谋私的诸多行为，甚至作为整体与皇权博弈，但他们毕竟是寄生在皇权之上，忠于帝王的思想，贯彻皇权的主旨。那么，“以吏为师”的徒子徒孙自然就是听话的乖乖儿了，帝王通过官吏这条绳子将天下生民的思想牢牢地捆绑起来牵在自己手里，人民变成了简单的“身体化”存在，就像黑格尔说的，精神性的东西与中国人完全无关。权力对民间思想进行了强制性规驯，辅之以“权出一门”、“利出一孔”等手段的运用，人民已经没有个性，被动放弃了自身价值标准，以认同官方思想、服从官方意识为“己任”。这个循环的逻辑链条窒息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国家不断地向人民灌输官方认定的知识体系，久而久之，这种知识体系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当知识体系变成意识形态后，官方进行思想控制变得非常轻松，因为官方的知识体系已经内生于人民的脑子，成为下意识的行为。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论，国家通过军队、警察与审查等常设而又具威吓作用的机制进行政治统治，以强化国民的同质化及其就范倾向，进而压抑、抹除异端、差异、抗拒势力及其理论实践。（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官本位就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制”的产物，在这套知识体系内，思出一家意味着，帝王是知识、思想的源泉，他是天纵英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以吏为师”，最终是以帝为师，而帝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于是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权力=知识思想，权力越大，知识思想越多的“权力决定思想”的认知结构，越接近权力中心，越有学问，越能为他人师，什么都不懂也可以指手划脚，别人还要称赞讲得好讲得透。这就为什么“官大学问多”，即谁的官大，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也大的原因。

传统体制下谁的官最大？皇帝最大，所以皇帝的学问也最大。皇帝不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君师者，治之本也”，帝王不仅代表政统，还兼掌道统，“专隆教诲”。所以清康熙皇帝说曾说：“朕为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以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十二朝东华录》）

皇帝既作君又作师，就算是文盲一个，也照样可以做思想文化各方面的领袖。“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且十分专断残暴，但他成功地建立了明王朝，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因而，他便有资格编著《御制大诰》，让举国上下人人学习传诵。”（摘自俞可平：《官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学分析》，2013年5月2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论坛的演讲）

俞可平先生还举例说，清代大学士纪晓岚等人，乃饱学之士，编撰《四库全书》，故意弄出很多错别字，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要审稿，他审出错别字，就特高兴，觉得自己的学问比这些饱学之士高。（同上）这些饱学之士深得“思出一家”的精髓，在权力面前，故意降低自己的学问水平，以显示出皇帝更有学问。

这一招并非纪晓岚首创，南朝刘宋时期，著名诗人鲍照为中书舍人，文才自是相当的好，但皇上自认为文才天下第一，鲍照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每次呈上的奏章中，总要写几句语言不通的句子，有意安插几个错别字，让宋文帝改正病句和错字，让皇帝自我感觉很好。

皇帝自我感觉良好的背后，正是托克维尔在《论民主时代的专制》所说的：权威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它指挥公民的主要活动，领导公民的工商业，规定公民的遗产继承，分配公民的遗产。这岂不是完全不让公民开动脑筋和操劳生计吗？这样，就使公民终日无所事事，很少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把他们的意志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每个公民逐渐失去自我活动能力。

权力=知识思想的公式下，一个人要成为人师，思想的传教者、审判者，知识形象的高大者，学术的终极裁判员，没有权力不行，不做官不行。做了官，做大官，一句顶一万句，放个屁可以让老百姓反复学习揣摩。无论有法无法，长官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人们可能会漠视法律，但不敢违逆长官的“看法”，长官的意志成为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要是不做官呢，你就是发现了一个真理，也没有人听你的，这叫人微言轻，而且权力还会以“思想犯”治你的罪，你说你想不想做官？

再拉近一点讲，在工作中碰到道德和水平都比你差的领导给你“上课”、改文章，可能狗屁不通，你不服也罢，有气也罢，没用，人家觉得很正常，权比你大，水平当然就比你高，思想学识当然就比你深刻丰富，可以教训你。就为了争这口气，你也可能想做官。这就是思出一家是官本位的思想根源最为浅显的证明。当然，受到思出一家深刻影响的人，本身就已经认同了做官的一切思想价值安排，他不过是在这种思想安排下不由自主地行动罢了。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秦始皇不是华盛顿，或者成为另一个周武王？因为秦始皇建国与华盛顿、周武王建国方式不同。华盛顿与周武王建国有相似之处，都是联合各州、各诸侯组成一个政治联盟，推翻原先的统治者，并不是完全靠自身的力量打赢战争，建国后进行利益分配时，当然要给各个政治联盟相当大的政治回报，保留他们相对的政治独立性，故而权出多门。这不是华盛顿和周武王多么有美德，完全是权力博弈的结果。

权出一门，并不必然地导致民众对权力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并不必然地导致官本位。因为，在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知识四种权力均衡的社会里，并不是人人能够，也并不是人人愿意入仕做官。人各有志，有些人喜欢经商，有些人喜欢为人师表，有些人喜欢做隐士，只要有活命的路子，就不一定非要依附政治权力。

若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注1.）这就等于拆掉了支撑个人经济独立的所有支架，强迫每个人都必须依附政治权力，以入仕做官为目的，哪怕入不了仕，做不了官，也要以巴结迎合政治权力为要事。

在春秋战国那个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内部你死我活的暴力博弈中，国君要控制和调动一切资源应付时局，除了运用政治法律手段来实现权出一门，还要运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利出一孔，将每一个民众死死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变成战争机器的零部件，才能让这部战争机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任何一个零部件缺失松动，任何一个链条断裂，都可能导致亡国，现实的残酷逼着国君采取高强制的力量，来控制民众的利益分配。也只有国家控制一切利益及利益分配的手段，掌控民众的利益获取渠道，才能将民众的逐利本性，引导到为战争机器服务之上。换言之，诸侯之国不仅要成为一个权出一门的政治组织，还要成为一个利出一孔的经济组织。

用博弈论看，利出一孔主要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极不对等的博弈结果，政治权力将资本权力进行围追堵截，无路可逃，只好屈服于、投奔于政治权力，为政治权力服务，并以此获得苟延残喘的生存。正如徐慧君沉郁地写道：“由于国家强行堵塞了经商致富的渠道，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利出一孔），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只有唯一一条现成的道路，即为专制君主服务（入仕或做官）。做官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为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正反映了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官本位’”。（注8.）

运用利出一孔这一利器，君主垄断了所有经济利益，民众只有与国君（国家）进行交易才能获得利益，这等于扼住了民众的咽喉，为了生存，民众只能仰息君主（国家）的恩赐，亲君若父母。但这还不是造成官本位最要害的，最要害的是“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管子·国蓄》）民众没有根本的财产保障，国君夺之则夺之，贫之则贫之，这才是最要命的一手。

在欧洲，教会作为权力一极始终存在，教会与世俗王权斗争，没有谁绝对胜出，且这种斗争让两者分不出太多精力来对付商人，甚至还要拉拢商人，让商人有了生存空间。特别是，商人与知识阶层、市民阶层的联盟，让自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再有，世俗王权对于商人，出于税收的考虑，非但不斩尽杀绝，还要防着商人跑到别的国家去，影响国君税收，难免对商人做出妥协，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收多收少，谁来定标准，及怎么保护私有产权的问题。

到15世纪时，商人逐步坐大，要求设置议会，监督国王。终于，在重复博弈中，英国国王与商人签署了《自由大宪章》，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对国王的征税权进行限制。17世纪40年代，英王查理一世自认王权神圣，不经议会批准擅自征税，结果被送上断头台。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实行了宪政制度，其本质就是约束政治权力，当权者说要增税，要国有化，都得国会批准，从根本上限制了当权者的利益冲动，奠定了保护私有产权的基石，从法律上保障了商人的合法利益不受政治权力的任意侵夺。有了法律保护，利益可以预期，商人经商创业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就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之，资本越做越大，资本权力越来越强，最终主导整个社会价值资源分配，主导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形成商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文/刘刚 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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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思想解放的入口处】

孔子以前的人性论，人性和人欲不分，强调人的欲望的重要性和合理性，以追求“利”、“富”、“乐”、“贵”为人本性，使人欲成为政治之本，因人欲而利导之，就有了“利民”、“惠民”、“安民”等主张，其说虽纷纭，概言之，亦无非人性好利而已，因此，孔子以一句“性相近”，就将它们打发了。

接下来，孔子又说了一句“习相远”，这个“习”字不得了，竟然扭转了先秦人性论的方向，使从人欲出发的人性论，转向以人伦规定人本质的人性论，孔子以后，儒家人性论，不在自然性的“性”上立论，而在社会性的“习”上下功夫，“习”的提出，表明先秦人性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民心可被操纵，而且人性也能被操作，后来荀子“化性起伪”，便得了“习”的精髓。

先秦诸子思想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最基本的有两点，即人性学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这两点，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构成先秦思想文化的内核，其他方面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包裹这个内核的皮肉。

也有例外，庄子就是个例外。刘先生认为，除庄子的出世思想外，其他各家各派的目的，都不是寻求人的个性解放的道路，而是向统治者进献从实际出发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办法，或者教育人民去容忍这种专制统治。他们虽然有过温情脉脉的言词，有过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对暴政的批判，但这不是他们的理论的归宿点，归宿点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即便愤世嫉俗而又看透了一切的庄子，在对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一阵快意无比的责骂之后，也临阵脱逃了。

【2、中国权力运动大势】

他指出，所有权力，都由王权派生，都被归结为王权，而王权的本质就是专制。专制的表现形式为“天子五独”：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中国历史上的权力运动，就是围绕这“五独”展开的。

因此，儒者的使命，并非真的以理想造就圣王，而是包装现实君主成为圣王。有人认为，儒家的理论设计就已暗含了这样的虚伪性；也有人认为，这样的虚伪性并非儒家理论的本意，而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与王权妥协发生的，这样的妥协，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是必然的；还有人强调了儒家道德英雄主义，认为儒家人物中，总还有为民请命，永不屈服，不惜牺牲生命来造就“圣王”的。

韩非告诉君主，要理直气壮的用“独”。因为，是个君主，就要专制，而专制者无不用“独”。“独”之用，权为贵，要法、术、势一手抓，一齐上。韩非老实，他看出了君权的本质如此，就要求君主直截了当，按权力的本质行事。

但世上的事，有的能做不能说，不得不说时，要拐弯抹角的说，大而化之的说，甚至包装了说。这方面，儒家最有本事，其理论也最成熟，它能把帝王说成圣王，把“五独”说成“大公无私”，故历代帝王多奉行儒家学说。

可历朝历代奉行的，多半是儒家的“说法”，而非其“做法”。说实在的，儒家的确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做法”，所以，统治者大都“阳儒阴法”。

儒家的主张，是能说不能做的，而“五独”，则能做不能说。

孟子的价值，是唐、宋以后才被人重视的，秦、汉以来所谓儒学，其实是荀学，正是荀学“王圣”路线，开出汉代“阳儒阴法”的政治文化。近代谭嗣同叹曰：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秦政，乃大盗之政，荀学，为乡愿之学，大盗利用乡愿，乡愿献媚大盗，两千年来相辅而行也。

由此深入，我们发现，中国权力运动大势，不仅在历史进程中，以革命的方式，使权力越来越向王权集中，而且以圣人名义主宰了文化认同。

宋代理学，看似扬弃荀学，直接孟子，其实是换了一种献媚方式，即将外在的君主专制及其“化性起伪”，转化为对个体生命的内在的专制，即消灭自我——“无我”。“无我”之人，即为圣人。向圣人转化，既针对君主，更针对人民，因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使“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便是圣化了。

君王圣化成为圣王，人民圣化成为圣民，圣化看起来很美，其实很残忍。

“无我”，是在天理的熔炉里炼成的。圣人顺从天理，为“天地之用”，其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形骸虽是人，其实是一块天理，只看理当为便为，不当为便不为，所作所为，容不得一个“我”字。

【3、关于中国文化的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质”是什么？刘先生说，是“王权主义”。大致说来，“王权主义”可以分为：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和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上述状况相应的一套观念体系。

当时，流行一个观点，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人文主义。对此，刘先生认为，若就重世俗不重神学而论，是可以这么说的。其表现在于：

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倡导先人而后神。人们在自我追求中，主要是求圣化，而不是神化。

君主兼有了神化和圣化两面，垄断了政权和所有权，还掌握了思想认识的裁判权，这就使得中国传统人文思想，都围绕着君主转，有些局部的、低层次的人文思想，虽然“处江湖之远”，但亦念念不忘君恩。

【4、走出圣化走向自我】

用圣化模式“一刀切”造就的的圣民，不光千人一面，有着标准的“无我”的精气神，还万众一心，把灵魂淘得干干净净——“无情”、“无意”、“无心”，这样的圣民，便是最高尚的臣民，他们没有权利意识，唯有奉献精神，高尚得让你热泪盈盈。

要实现文化个体性自觉，就要走出圣化，走向自我。走向自我的起点，不在圣化传统中，而在现实中。“公民化”与圣化迥异。圣化，以王为体，以圣为用；以“无我”为体，以人民为用。公民化，以自我为体，以公民为用；以自由为体，以法治为用。圣化之用是王权，公民化之用为人权；圣化之用以民为“蒙”，故教化不离“启蒙”，公民化之用以自我为“圣”，故教育要在“自觉”，从文化的人民性启蒙到文化的个体性自觉，从整体性的人民到个体性的公民，乃“公民化”之谓也。

传统人民与现代公民的差别在于：人民是抽象而普泛的，公民是实在而具体的；人民是群体，是基于某种血缘和地缘原则而作的政治文化假设，是以国家利益为轴心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公民是个体，是以权利和义务公平交易方式而形成的政治人格，是基于个人本位的自由平等原则的法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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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失败，胡素珊认为，根源在于国民党统治的失败。国民党在城市的统治是失败的，同一时期，共产党在城市的治理却是成功的，国民党真正彻底输给共产党，是在农村。

国民党从未创造出一个完善而坚固的政治结构，1927年他们夺得政权时，继承的是已经分崩离析多年的政治制度，此后二十多年里，他们未能改变。

苏联的介入、美国的放弃是国民党失败的另一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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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立国之初就搞过三权分立！帝国分设都指挥使司（地方军事），承宣布政使司（省级行政），提刑按察使司（司法监察）。朱家的体系，是“层级干掉制”。比如，巡抚这个官职，原是明代各部副部长或御史挂职巡抚巡察各地，类似中央巡视组组长，到后来挂职巡视的却变成了常设的省一级长官。巡抚与布政使相互制衡，厂卫们又能够任性地逮捕任何一位封疆大吏。

朱元璋设计的最大特点（缺陷），最顶层必须有个终结者。

对泛东北亚近现代史影响最长的正是崇祯皇帝。所有皇帝年号使用最长的是“崇祯“，崇祯死后，他的年号依然在朝鲜李朝沿用，中朝前后一共使用了265年，就连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时，舆论也一直盛传他是崇祯皇帝转世。

雾霾政治的四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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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政治的框架：四种力量的组合与较量。

第一种力量，是来自美国的。短短几天的APEC蓝意味深远。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中国减排协议，中国承诺2030年达到减排20%的目标。

第二种力量，是煤－油联盟的破产。20世纪初的德国有一支重要的保守政治势力，钢铁－黑麦联盟。钢铁代表克虏伯家族为首的垄断产业集团，黑麦代表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军官团，正是他们的政治联盟决定着德国的军国主义道路乃至纳粹的兴起。

在过去十数年，中国也存在着一支类似的政治联盟力量，占中国燃料供应绝大部分和雾霾主要构成的煤炭－石油联盟。他们分别以出自产煤大省山西的官僚和巨商形成的“西山派”，和三大国有油企中的老大中石油以及中石油官僚们所控制的政法集团为代表。这两大利益集团最终在“闷声发大财”下养成利益集团，完成政治的派系建设形成政治联盟，却在2014年先后遭到毁灭性打击。

微观层面的一个具体角色：河北的钢铁业，已经形同僵尸，既已在APEC会议期间关停一个月，未来的产业彻底破产只是时间早晚。

第三种力量，环保部的扩权。环保部大概是部委机关里最懂得如何利用NGO和大V对付地方势力的。接下来便是环保部的坐大和扩权，这也许不算坏事。有煤－油联盟的衰落，就有新权力部门的崛起。甚至发展出专门的环境警察和环境检察院的组织机构，类似美国的火器药物管理局，合并现有的森林警察、渔业管理等执法力量，形成一支新的环境执法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大众。即使公众对雾霾缄默不言，或者移民了事，对雾霾的不满也会转移到其他形式的社会不满，然后积累、积聚。

综上所述，雾霾既遮盖也显露出四种力量：一支来自外部，一支正被削弱的罪魁，一支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还有一支休眠着的大众力量。如今，煤－油联盟已经破产，可以被承担雾霾的罪责。也没有比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全面更适合的框架了，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旧人哭后自有新人笑。

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能打？上海人还是东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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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各地战斗力排行，虽然版本不同，但整体结论却惊人的一致，即战斗力基本是由北往南逐次递减，食物链最顶端的是东北人。这大概是中国人最容易形成共识的地域刻板印象，它甚至很隐蔽地体现在春晚之类的主流话语中。问题是，如果中国真有地域性的战斗力差别，这种说法靠谱吗？

东北人在全中国留下的“战斗民族”印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东北人在中国大部分地方留下的赫赫武功。罗永浩曾经说过：长江以北的大案要案几乎都是我们东北人干的。中国北方的暴力犯罪案件，尤其是团伙犯罪，东北人的确表现抢眼。

今天的东北社会，形成于近世的大规模自发移民，它相对于官方组织的有序移民，更容易形成类似丛林法则的民风，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圈占更多资源。但逞强好斗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团伙的活动几乎遍布全国，而且我们后面将要谈到，无论是逞强好斗，还是喜欢抱团一致对外，东北人在中国远远算不上突出。

东北社会明显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结构特征，或许才是让全中国都认为“东北人都是黑社会”的最重要原因。经过大规模国企改制的东北，今天的社会结构，早已不是盛产暴力团伙的温床，虽然中国人的心目中，东北人依然是战斗民族，实际上城里年轻一代完全是温和的一代人——东北是中国生育率最低的地区，独生子女的东北人与传说中的东北人是两种不同的人类。

如果我们搜索“群体性事件”、“械斗”等类似关键词，会发现传说中民风彪悍的东北，几乎找不到几场有规模的群殴械斗。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印证了南方人的实力：2000年至2013年全国百人以上的群体事件中，华南地区占36.6%，其中广东省更是以267起、占总数30.7%拔得头筹。与之相比，东北三省加在一起只有27起，是广东的十分之一。

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在各种战斗力排名中垫底的广东、福建、甚至浙江南部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并且数百年来一直就是。

华南人民为什么这么强？【宗族的力量】

宗族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亲属制度。宋代实行完整的科举制之后，官僚阶层流动加快，传统的世家和士族不复存在，为此，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在家乡设立义庄，救济族人，并为科举考生提供资助，寄望于延续家族的政治势力。宋代的宗族只是初具雏形，到了明代，国家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把宗族与里甲制结合，作为建立地方社会秩序的基础，《朱子家礼》等理学经典也为宗族构建提供了一整套指导理论。官方与民间合力，逐步建立起一套包括宗法、祠堂、族田、族学、族谱在内的严格的宗族制度。

中国北方历史上迭遭战乱，并发生了数次人口大迁徙，而南方家族的血脉延续相对稳定，因此南方人的宗族认同远比北方强烈。时至今日，南方农村仍有大量的单姓村落，而北方农村绝大多数都是多姓氏混居。

除了更强的宗族认同外，农业生产的南北差异，也是宗族械斗主要出现在南方的原因。长江以北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对水利灌溉的依赖较小，除了特定时节，一家一户大多能独立完成耕作。而南方的水稻种植更依赖灌溉也更要求协作，血缘纽带因此更加牢固，为争夺水源和农田，各宗族也更易产生矛盾。而且，南方沿海地区人口远比北方稠密，宗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更加激烈。

连续数百年的残酷争斗，有些地方的军事化程度之高，甚至连正规武装都不是对手。1949年后，中共首次实现对农村基层的严密控制，宗族制随之瓦解，长江以北宗族认同本不强烈，政治环境宽松后也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但南方强大的宗族文化在1978年后迅即死灰复燃。

很多地方宗族械斗甚至演进出一套成熟的交战规则。譬如首先会在祠堂集体宣誓，然后统一着装手持各种冷热兵器进入战场，地点多限定在参战族姓的田界范围内，作战样式有田野对攻，有扼守工事的阵地战——有些地方土木作业挖掘的壕沟可宽达三米，深两米。

宗族械斗高发区都有一套完备的社会动员和保障体系：战死者会在祠堂内按烈士规格设祭后下葬，其家属子女及因械斗丧失劳动能力者由族中供养，参战主要成员若事后被警方追责，会有其他族人主动顶包，甚至替其服刑。

有如此强大的械斗文化做支撑，碰到真正打群架时，北方人几乎不可能是南方人的对手。在“中立的日本战场”，来自福建的黑社会团伙不但让东北黑帮根本没有话份，甚至日本本土的黑社会也要礼让三分。

南方人里，什么地方的人是战斗民族中的战斗民族？

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约是客家人，军事要塞化的建筑就是其战斗民族的直接体现。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损失的太平天国运动，发起者中6位有5位是客家子弟，核心武装力量也由客家人组成。太平军北伐过程中，由2万余客家人从扬州一直打到直隶，数十万清兵却对其束手无策。

在广东人看来，今天最彪悍勇猛的无疑是潮汕人，但是，与喜欢在身上纹爬行动物的东北人不同，潮汕人看上去多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他们一般不会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东北大哥一眼，最后就毁了大哥的容颜。

    http://dajia.qq.com/blog/453246127329291

    她在湖北某市担任公务员期间，表示最难熬的是会议，通常没有实际内容，但却在不安中度过，时刻准备着妥善地表态。发言时，她特别留意人们的呼吸声。因为表态妥当与否，人们不会直接说，但呼吸的节奏是最诚实的，人们的情绪变化可以从中感受得出来。人人戴着假面，极为默契地玩着同一个游戏。

后来，这个姑娘离开了体制，她不能接受精神高压，同时，她要寻找更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http://dajia.qq.com/blog/480827102184579 

 1994年以后分税制的出现，让农民面临的困境雪上加霜。在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期间，农业税是绝大多数县乡基层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乡村的公共事务开支也需要农民负担。

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良心的刺激下捅破了窗户纸，上书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总结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4936740/answer/71233988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6601722/answer/73254896

      对于社会阶层的分类：底层是大多数普通人（劳动者）；中间为管理者（精英）；上层为少数领导人物（统治者）。

      阶级的流动性，仅限于普通群众和精英阶层，再往统治阶层走，有一个天花板。因为游戏规则是统治阶级制定的。

      人类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都是在寻求财富、权力的再分配，换而言之，就是打破统治阶级的天花板。然而，至今为止，血与火过后，总会形成新的统治阶级和天花板。人类文明中绝大多数的历史都是在那个“金字塔体系”中度过的，然而有没有例外呢？有，比如革命战争中。

      和平时期呢？也有，比如我国的某十年。在这十年中，缔造者认为他所缔造的体系违背了他最初的理想，他认为在他死后会形成新的特权阶层，继续统治和剥削，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身边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于是红太阳发动底层群众对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进行了猛烈的进攻，妄图彻彻底底消除金字塔，全部变成平平的地板。最终还是然并卵，红太阳一没，还是恢复了稳定的节奏。

      现在对那十年的研究是有问题的，因为现在“红太阳体系”的定义、评判，是那些在“红太阳体系”下面利益受到损失的却在其后又重掌权力的人来定义的。如果跟着这些人的节奏走，还是落入了旧有的窠臼。

       毛泽东至死不认为他自己错了，反而认为在“阶级革命成功下进行再革命”是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次伟大的完善与扩充。用他的话讲，“文化大革命要二十年来一次”。刚刚好是制造新一代人的周期。毛泽东对于文革的看重超乎想象，他会说自己人生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成立新中国，二是文化大革命。这其中的道理，我们现代人很难明白，因为许多史料我们看不到了，有些人也不希望我们看到，放眼全球，有哪个国家开国元勋的最后一本著作会成为禁书？——毛选第五部，强烈推荐。

      虽然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政府是当时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之一，然而毛泽东看到了官僚主义的抬头，他担心自己过世之后，没人会镇得住这些官员，官员的子女、亲戚将会成为新的权贵阶级，带来新的压迫与剥削，这就是他死前念念不忘的修正主义，这就是他发动文革的根本动机。

      用他的原话：“造反有理”“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他看到了前苏联，看到了干部的子女依然干部，底层工人依然是工人，看到了新的金字塔在慢慢形成；他看到了大跃进期间自己的官僚集团是怎样欺上瞒下“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时候；他看到了“四清”运动的时候，自己亲密的战友、把自己思想写进党章的亲密战友，是怎样背叛了他的理想蓝图的时候，他愤怒了：“我身边睡着中国的赫鲁晓夫！”我在《千金寿绛侯，刘宗知有托——汉故大将军汪东兴》这篇文章里说过，毛泽东本来是选定小平同志作为接班人，但是关于定性文革这一道最后的考验没有通过，一撸到底。毛坚持认“无产阶级统治下的无产阶级再革命”是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巨大丰富完善，不允许人任何置喙。然而邓拒绝做决议的要害就在于自己辛苦选定的接班人在根本问题上无法与自己取得一致。而“修正主义”这条红线是谁也碰不得的。

      “他年轻时，因为想让中国人民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花了30年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和国家；当他70岁时发现自己一手建立的政党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压迫人民的大山时，又用了他一生的荣耀和剩余的生命去摧毁他。”

      毛的晚年是痛苦的，他反复的说着这类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

       毫无疑问毛的判断是有错误的，他太过于相信他的人民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把毛泽东归为“民粹者”而非我国小清新们认为的“独裁者”。然而毛没有料到，在没有先锋队指引下的人民犹如洪水猛兽，一切人性之恶都被释放了出来，他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当他想再组建先锋队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油尽灯枯，来不及了。

      不管怎样，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生命中最后的绝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范围内无产阶级运动的挽歌。

      有人总想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于“政治斗争”、“打击异己”这是非常肤浅而简单地看法。历朝历代，哪个党政军大权一把抓的皇帝需要发动全国群众打击政敌？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当时在党内都比他强势或势均力敌，也没有见他发动全国群众啊。蒋委员长搞定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软禁刺头张学良、孙立人，哪用得着发动全国群众了？政治这种东西门门道道多了去了，要真动一个刘少奇恐怕还真用不到。

      更何况，历朝历代皇帝杀功臣为的是他的儿子、孙子，为的是子孙江山万万年。毛呢？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儿子十年前就死在了朝鲜战场，剩下一个有病的儿子和远房侄子又绝无接班可能，对于一个行将就木天天嚷嚷着“马上就要见马克思”的老人，他杀功臣为的是谁？为的是他那个儿子？就像朱元璋搞死胡惟庸，着眼于废除千年的丞相制，毛泽东心心念的也不是刘少奇，而是刘少奇背后的庞然大物——整个慢慢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砸烂人类几千年社会都无法砸烂的阶级固化金字塔！

      然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又怎样呢？这又是一次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天下大乱。

     人类又一次求解贫富差距问题、阶级固化问题的实践，还是没有逃过失败的命运。我写这个回答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9619587/answer/51831349 丹妮莉丝·坦格利安的领导才能如何

      有人会认为，关于贫富差距、阶级固化的社会实验，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共同富裕”的观点，我对此持保留意见。毕竟能称得上“社会实验”必须要有一定的实践方法，“共同富裕”只是单单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也太过简单和理想化了吧？要是富起来那部分人不想带动后来人富裕怎么办啊？共同富裕这个口号，有什么配套措施么？是要极端的累进制税率？还是要行政手段把不愿意先富带后富的人关起来？还是有什么高明的体制化规范，让财富流动日趋平均化？太祖爷搞文革的时候，好歹会告诉你，怎么组建红卫兵，怎么夺公检法党政机关的权，怎么接管工厂生产，然后再二十年搞一次，彻底杜绝阶级固化——这才称得上实践。给世界观不给方法论就是耍流氓啊亲！

      欧洲工人无休无止的罢工，只是为了提高福利，并没有任何改造整个社会规则的诉求；底层人民把所有的发泄变成了打、砸、抢、烧汽车，本应该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他们，却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对立面；勤劳的东亚人民在血汗工厂中呻吟，便是跳楼时的那纵身一跃，也是悄无声息。先锋队之后，再无先锋队。革命家之后，再无革命家。

      当然，历来对于这些革命者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最具有代表性的谴责暴力革命蔑视人类的生命，因为从历史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全部，法国大革命时的滥杀无辜，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虐待，这些真的值得么？毕竟你们的社会实践，全都失败了。

汉语中来自佛教的词汇：当下，现在，过去，未来，刹那，世界（指时间和空间），弹指一挥间，真心，唯心，导师，实际，相对，绝对，差别，平等，欲火，烦恼，魔，悲观，因果，开花结果，作茧自缚，自作自受，心猿意马，圆满，自觉，觉悟，恍然大悟，海阔天空，盲人摸象，割爱，爱河（苏轼有诗云：欲平苦海浪，先干爱河水。），解脱，一尘不染，一丝不挂，一刀两断，一厢情愿，一笔勾消，昙花一现，味同嚼蜡，自欺欺人，五体投地，醍醐灌顶，心心相印，伸手不见五指，单刀直入，当头棒喝，天龙八部，投机，法宝，浮世，方便，小品。

从自性体悟空性，至少可理解为1-2千年前的心理学。

http://baike.baidu.com/item/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920623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唐代大德玄奘法师的所著。六百部的《大品般若经》浓缩为一部《金刚经》五千字；五千字的《金刚经》浓缩为一部《心经》二百六十字。所以这一部《心经》就代表了六百卷的般若。

http://new.qq.com/omn/20180425/20180425G05QUJ.html

苏共二十大后，开始批判斯大林

    http://war.163.com/15/0615/15/AS5M6TS100014U9B_all.html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几乎是迅速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在全世界就开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中国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合摘掉斯大林画像的，也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进行辩护的。而当初决定这样做的，都是毛泽东。

给你5000现代士兵，无限弹药粮食回到古代你能统一全中国吗？

     https://c.m.163.com/news/a/D4J1S5V40523BUOM.html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答案也是肯定的。首先作战获胜是丝毫没有问题，作为指挥官只要不愚蠢的把部队带进死胡同，被人家堵在山谷，困在丛林；也要避免被人家夜里偷袭，或者在城市与人短兵相接等等就完全能够获胜。但是反过来，要是中了人家埋伏，进入短兵相接，或者遭遇了水火攻，或被淹，或被烧，也很可能全军覆没，因为古代人常年征战，战术相当灵活，兵者，诡道也。

首先要先夺取一处领地，之后，就是开仓放粮，大多数古人的国家概念不如吃饱了重要。然后积极备战，不要以为有现代化的武器就不用备战，古代的弓箭加重骑兵进攻也是很恐怖的，所以不积极备战也是很可能受到损失的。

作战结束之后，就要整理当地的社会制度，重新分田地，开水渠，开荒地，传授先进的农耕技术，并完善刑罚法规、重审冤狱和建立养老制度，总之充分发挥5000现代人智慧，能很快让这个地区富甲一方，国泰民安，周边的地区将来就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出5年，就会有足够的领土和国民数量了，这时就可以找当时的皇帝摊牌了，而此时，也要积极做好打一场大仗的准备了，这一仗将会是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仗，而且还具备绝对的火力优势，怎么做到双方伤亡最少且战役时间最短，就要看当时的临阵指挥了。打决定胜负的这一仗时，你的身份就是救世主了，百姓都希望你胜，一旦获胜就长驱直入，此时已经没后顾之忧，不用担心自己的根据地会被别人夺取，因为全国都是你根据地了。5年夺取时间有些长，但是拿到手的就是一个民心所向的国家，立即就能做到国泰民安，受百姓拥护，进而能臣服周边各国，成为一代明君霸主。

反过来，要是一上手就5000人东征西讨，也许5000人会被疲劳累死，也许会消耗殆尽，也许会某场战役遭遇埋伏全军覆没，比如被人引入低洼地带遭遇水攻，或者进入丛林与数万人遭遇短兵相接，或者困在山谷遭遇火攻。古人的战法是不容小瞧的，当他们了解你的威力后，你也会变得很困难，除了火力优势，你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即使战无不胜，冲进皇宫做了皇帝，你也控制不住国家，你5000人只能窝在皇宫，一旦分散就是死路，不分散又能怎么控制国家掌管天下？如果因为战乱国家可能四分五裂，你毫无办法。

http://dajia.qq.com/original/history/zhj20180723.html

明代工资低，还常常拖欠，甚至数年不支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明代特有的清官现象。明初至宣德六十年间，载入《明史循史传》中的著名清官，占明代循吏总数的六分之五，这不能不说与工资太低有关。明代那些恪守节操不想大肆贪污的官员，无一不生活得非常艰难。

因此，大明一朝自开国之初，就陷入财政困局。“我国历朝财政，第二困难的是明朝。”（陈秀变编著：《中国财政史》,正中书局,1977年09月,第422页）而朝贡贸易是造成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传教士利玛窦认为，朝贡关系的本质，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n4296.html

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以北京为例，直接以10000元为缴费基数计算，企业总共需付出的五险费用则是3100元，而加上公积金1200元，企业成本将达14300元。而个人缴纳社保为1020元，扣除税和公积金后，个人实收7457元。

        算下来（企业每月成本14300元），相比最低基数缴费（企业每月成本12466元），企业将为万元月薪的1名员工多付出社保费用：每月1833元、每年2.2万元。

周武王灭商后为什么把商王室微子启分封在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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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来只是商朝的一个诸侯国，力量远远不如商朝。周武王联合很多小诸侯国和部族（号称八百诸侯），一起反抗商纣王的暴政。双方实力的对比，其实还是很悬殊。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率领的诸侯联军，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打败了商纣王，主要原因不是联军强大，而是因为商纣王太不得人心。商朝统治阶级内部，对商纣王不满的大有人在，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便是其中一个。

商朝灭亡后，殷商贵族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他们以宗法为纽带，同声同气，仍然是一股相当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也是周王室不得不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的主要原因。可以这样说，周朝建立之初，最主要的政治课题便是正确对待商朝遗民。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前功尽弃，一夜回到解放前。因此，周武王先是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诸侯，统治原来商朝的王畿（商王的直领地）；又派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辅佐”武庚，当然也就是监视他，史称“三监”。不料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武庚与管叔、蔡叔勾结，发动叛乱。摄政大臣周公旦花了三年时间，才将这场叛乱彻底平息。

贵族中的强宗（大家族）分给姬姓诸侯，由他们带回各自己的封国去安置。如周公旦的儿子伯禽被封为鲁侯，就带走了“殷民六族”；周武王的弟弟康叔被封为卫侯，得到了“殷民七族”；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被封到晋国，则分到了“怀姓九宗”。这样一来，商朝贵族基本被拆分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势力仍然很强大，在各自新的居住国，也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比如鲁国，一直保留了两社的传统——一个是周社，也就是周朝贵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另一个是亳社，亳是商朝的发祥地，曾为成汤（商朝第一任君主）的国都，亳社就是商朝遗民的宗社。所谓“两社之间”，便成为鲁国朝廷的代称，由此可见商朝遗民在鲁国的地位。

不难想象，周公旦为了安抚这些遗老遗少，是没少费了心思的。最终的结论，是不能完全将商人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换而言之，还必须要封一个诸侯国来“代殷后，奉其祭祀”，这样才能让他们的人心稳定下来。于是，一直与周人保持了良好关系并且在商人中具有较高威望的微子启便派上用场了。周公旦以周成王之名，封微子启为宋公，建都商丘。这一片土地，是商朝早期主要统治的地区，也就是亳的所在地。商朝贵族的势力，在这里并不算太顽强。至于“宋”这个国名，乃是“商”的谐音。有人甚至认为，宋国最早就是叫商国，后来为了区别于商朝，才改称宋国。此说存疑，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假设。

微子启是个聪明人，周朝的统治者对他很尊重，他则心甘情愿地维护周朝的大局。宋国建立后，商朝遗民的反叛，确实也销声匿迹了。周朝的统治，日趋稳定。可以这样说，将微子启分封在宋国，是周王室处理殷商遗民问题的最后一道工序。完事之后，天下也就算是太平了。

为何历史上的北伐很难成功，而南征却相对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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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上较为统一的王朝，大多数都是由北方人所建立，而由南方人所建立的却甚少。许多人认为是因为北方人身材高大，较为善战的原因。其实，在历史上南方人也往往彰显出令人瞠目的战斗力南方人并非不堪战。

那为何历史上北方政权消灭南方政权却往往显得那般轻易？

其一，北方多平原、开阔地，而南方多丘陵地带。南北地形的差异，造成北方集结军队及大规模动员百姓都较为轻便。而南方多丘陵地带，以致许多边疆地区都很难有效统治，其能动员的各方面资源也相对有限，而其集结军队及大规模动员百姓的效率也会比较低。

其二，战马多产於北方，而南方产马地却较少。战马在近代以前，是极为重要的战争资源，从成语“兵强马壮”中，即可体现出战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先秦时期，各诸侯国通常都设有“司马”一职，“司”是掌管的意思。“司马”的本意，即是掌握马匹。而“司马”一职，即是负责军事的长官。而南方缺乏战马，所以其北伐也自然会很艰难。

其三，南方的后勤补给较为困难，“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最重要的是后勤补给。南方往北方征伐，而北方又较为寒冷，需要补给的物资也会沉重。而其补给又主要依赖於人力及小部分的畜力，太过艰辛且在途中的损耗太重。而南方政权北伐，为图中原恢复，也往往不会大规模就地征调粮草与民力。如岳飞北伐，就喊出“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口号。虽会容易赢得中原的民心，但从后勤补给上，会给南方带来较为沉重的负担。所以，割据於江南的政权，往往不是政府不愿意北伐，而是江南的百姓不愿意北伐，以承受沉重的负担。

而北方政权南征，其后勤补给所需本身就较少，且北方的畜力又相对较多。更为重要的是，北方政权南征，通常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往往采取就地剽掠。

近代太平天国起义，满清让地方招募乡勇以拒太平军，然而却并不给军饷，让地方上自筹军饷。让曾国藩自筹军饷，说白了就是一种“剽掠许可证”。没有军饷的军队，通常都凶残成性，而史学家一直说湘军是通过收取商业的厘金以满足其军需开支。这显然是替湘军洗白的，湘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内，商业并不怎么繁茂，且处於战乱之际，极不稳定，如果依靠收取厘金的方式，早就被饿死了。但是湘军的士兵待遇却能极其丰厚，往往能达到八旗兵、绿营兵的数倍。其实，其军需的开支都是来自於战争的剽掠。湘军在攻破九江、安庆、乃至南京等地时，都数日不封刀，任部下抢掠。所以，曾国藩在民间才获得了“曾剃头”的绰号。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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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

“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汉武帝前期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们往往被称为“黄金时代”，比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与中国的盛世比起来，西方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则没有这么短命。

伊丽莎白时代与乾隆时代有许多巧合。伊丽莎白女王与乾隆同是25岁即位，与乾隆一样，她也是一位理智又灵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兰内部因宗教分裂而处于混乱状态，对外则面临与法国的战争和与苏格兰及西班牙的紧张关系。她以高明的妥协策略使英国摆脱了宗教战争的阴影，又以灵活的外交与周围大国周旋，结束了与法国的战争，为英国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期。

而当她逝世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她的统治期因此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

与中国的盛世不同的是，“黄金时代”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一个国家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

原因是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一部英国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进史，虽然英国社会始终存在种种无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进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化解，英国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