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文凭是硬通货，可以直接换得工作机会、完全兑换为现实利益；进入21世纪，虽然文凭不再稀缺，但文凭依然是通货。

学子既要明白学校所学、考试成绩与职业能力、工作机会无关，又要明白文凭依然是最有价值的普世通货。

     http://new.qq.com/omn/20180621/20180621A0IGOB.html

     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可以提供职业教育所需的必备技能，无疑是大学教育的最大神话：学生们在大学中学习了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知识，而那些所谓“实用”的内容，多半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

　　但是既然学校无法提供真正实用的技术人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包括企业）对学校乃至文凭趋之若鹜呢？柯林斯认为，劳动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劳动，比如种地、制造业工人；另一种则是政治劳动，比如投行咨询、或是一般大企业的管理层——前者生产财富，我们经常将其称之为实业；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造价值。政治劳动因为主管分配，所以其实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sector）；而随着体力劳动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劳动市场上的“闲职”也越来越多。文凭则是帮助雇主区分“政治劳动者”与“生产劳动者”的重要手段。

　　那么，为何要用文凭来区分两者呢？作者通过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这三类工作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发现文凭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产型的技能，而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货”——从大趋势上看，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凭的人，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这些人的属性，完全符合“闲职”的要求。就这样，文凭帮助雇主在雇佣“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比如，投行的工作并非要求雇员精通经济学或金融——顶级投行往往更倾向于家世良好、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这意味着学生（及其父母）较广的关系网，也有利于企业对外的整体形象——这些内容，招聘者往往很难直接问出口，或是提问的时间成本太高；而一张文凭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类问题。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类似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文化通货”虽然叫“通货”，但并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往坏的方面或许就是金钱的“文化”外衣。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意愿，也更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这些孩子上得起补习班，学得起钢琴课，父母更愿意他们能读大学，而不是希望他们在初中或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挣钱，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天之骄子”，但他们还是希望把孩子们送入大学——因为最高学历将会决定孩子日后更可能是从事“生产工作”还是“政治工作”——文凭，就是这种文化通货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一个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体现。

　　社会学家不再把教育视为某种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而是将之放在阶级冲突的框架内予以理解。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文凭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仅无法提供社会流动，无法为企业提供在技术层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了利益阶层手中的工具，完全且彻底、但又无比义正辞严地将无力负担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门外。

　　其次，《文凭社会》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重要影响。彼时，布尔迪厄与帕斯隆的《再生产：教育、社会、文化》（ReproductioninEducation,SocietyandCulture）刚于1977年推出英译本；虽然其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纪80年代才渐趋成熟，但其核心理念已然显露无疑。柯林斯的“文化通货”无疑深受法国理论启发（柯林斯也把布尔迪厄的《继承人》和《再生产》两书列入参考文献）。此外，《再生产》中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当权者更倾向于运用“符号暴力”（symbolicviolence），而非“物理暴力”（physicalviolence）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与柯林斯的政治劳动、生产劳动的概念划分高度相似，甚至我们也可以把文凭理解成布尔迪厄“符号暴力”的一种另类形式。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是，柯林斯并未完全否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本书第一章就强调，初级教育（如扫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显著。这与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North）所认为的“教育等因素并不能导致经济增长，教育就是经济增长本身”不谋而合。虽然分属不同学科，各自的学科脉络也完全不同，但两位优秀的学者却从关联议题的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为什么对越亲近的人脾气越差？

    https://c.m.163.com/news/a/DLCSBJJC0522RBC0.html

为什么我们容易伤害亲爱的人？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心理学博士 Steven Stosny给出一个观点。

Steven Stosny 指出，在爱里也有一面funhouse mirror（俗称哈哈镜），会反射出扭曲的自我形象，让人感到挫折和失望，而引发愤怒。

例如：

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让父母觉得自己很失败，没有尽到管教的责任，于是对孩子生气；

晚归却没报备的情人，让他的另一半有“自己不值得被尊重”的感觉；

对碎碎念的父母发脾气，因为你觉得自己不被了解、体贴而感到沮丧。

我们会无意识地从亲密的人的行为来判断自我的价值，换言之，表面上我们在对亲爱的人发脾气，实际上你气的是从他们的行为中反映出的“拥有缺陷的自己”。因为我们不同意，甚至害怕这面镜子所指出的形象，出于心理防御，而选择严厉指责对方。只要错的都是别人，“自己可能没这么好”的压力就会减轻。

如何克服funhouse mirror 带来的压力

我们在最亲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现这面镜子。为了减少冲突，必须认知到三件事：

1.牢记这面镜子反射出的形象，常常是过度扭曲、不准确的观点 。

2. 不要把对方的行为跟自我价值画等号。

很多时候即使你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但对方的反应不如预期，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我们无法对别人的行为负起完全的责任。

3. 接受有缺陷的自己。

即使无可避免看到这面镜子中反射出自己不美好的一面，也要诚心接纳这个事实，学习在爱里彼此包容，接纳对方和自己的不足。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6886889/

在所有的一切之前，致敬，亚伦·斯沃茨。斯最初的成名战是参与RSS（一种信息发布订阅协议）的设计和实现。

斯３岁开始接触电脑，就像影片里斯的兄弟所讲，他们都喜欢电脑，但是只有斯真正进入了这个领域。

但从一个电脑的玩家成为一个计算机的玩家，大概要迈过两条坎：

1. 学会如何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

2. 简单理解计算机是如何工作的，比如冯诺依曼模型。

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是如何找到高质量的相关信息，而这一条，如果斯出生在中国，其能够获取的信息的质量不止会下降一个等级。

## 在普通家长的认知中电脑和网络是一个奢侈品加玩具

家长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现在社会上最大的阶层资源间的multiplier（恕想不到翻译）。作为没有什么资源的普通民众，这就是你四两拨千斤的武功心法。

这又要谈到阶级了，我们从高考说起。高考简单来看是人才选拔，但高考的背后是中国稀缺的资源造成的：一种畸形的用于留出上下阶层流通通道而保持社会稳定的资源分配方式（想象有多少家庭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上一个好大学）：高考以残废绝大多数考生的学习兴趣为代价生产出这个社会运转需要的少部分人才，这部分人才对上层统治阶级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并可能被吸收成为其阶层的一员。

如果没有互联网，高考就只是唯一的通道了。但互联网使得知识，这一原本仅仅能够通过正规教育来传播的稀缺资源变得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大规模传播，于是互联网成为了一个人改变自己最大的multiplier。在网上你可以获得所有你需要的知识，前提一旦你被引领入门。而家长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扇门存在。在他们看来电脑和互联网只会让孩子对游戏、网络游戏上瘾。

所以，对于下层阶级的孩子们来说，一开始，他们便失去了如此宝贵的财富。

## 中国缺乏好的教科书和网络环境

现在有了知乎、豆瓣这些比较有质量的中文网站来获取一些有质量的信息。在这些网站没有存在之前，中文的网络环境可谓是一塌糊涂——绝大多数只是一些只会占沙发、点赞、灌水的用户。你如何期待他们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以为这是中国的网络环境差，但是慢慢我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中国的整个国家的公民素质有待提升。

同样的问题存在在中国的教材上，包括大学教材。有个叫童哲的巴黎高师学物理的孩子建立了一个叫万门大学的互联网大学，旨在教大学代数？！这个世界疯了吧，大学里的教授是干什么吃的？

然而事实是，整个中国的大学教授基本没有什么人有心思在教学上，因为这根本和他们评职称没有关系。教材的写作多数情况下也是和出版社基于利益的合作，且许多情况下是挂着教授的名字让教授的学生来写。在出版界也多是如此——我接触的技术书籍以市场投机的心理出版为多，内容一塌糊涂，浪费纸张。当然，也有好的著作，不会被我一棒子打死。比如《数学之美》、《程序员的自我修养》等等，都是倾注心力有情怀的好书。

因此，中国的资料质量很差。我相信即使是约翰纳什来看中国大学的线性代数课本也会失去对数学的兴趣的。

真正的学习需要直接去英文的互联网环境里学习。

这里面水比较深，举几个现在想到的例子：在网络环境上google group上一个严肃的有良好氛围的讨论平台，Quora的答案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知乎的，而绝大多数的MOOC课程都是英文的。

斯如果在中国长大，在２０岁之前他都在准备高考。而相信以他的性格，他一定是个差生。

## 没有社区

## 没有民主基础

http://new.qq.com/omn/20180703/20180703A1QSXW.html

人大副校长吴晓求毕业致辞

人生的底线，就是道德的底线、良知的底线、人性的底线。

我理解主要有三点：

第一，不撒谎。

第二，不告密。

第三，不独利。（独利者毒，独利者寡。）

https://new.qq.com/omn/20181007/20181007B0DYSG.html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教育病入膏肓，但是没有集体行动，总觉得自己家的孩子运气会比较好，就这样陆续跳入煮沸的青蛙汤里，直到最后一个。

中国的教育制度，不管表面上怎么说，其实质就是为了培养社会劳动力。就好比完美的斯巴达人是战斗机器，完美的中国学生就是学习机器。

因为培养的是劳动力，才会这么重视“效率”。

作为未来的社会劳动力来培养，那么就得把清醒的时间全部利用起来，才符合效率的定义。

就好像每个斯巴达人，都是作为将来的战斗力而被培养的，从出生就必须经过严格的监督、选择、专业化和竞争。这样下来，一方面使他们的战斗效率提到非常高的程度，一方面它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完全不顾人情的地步。

有多么不顾人情呢？在节目中出镜颇多的那个哈尔滨中学的女班长，在采访时提到，她周一到周五住在阿姨家，因为回到自己家要走30分钟，回到阿姨家只有5分钟。丹麦记者问她：你就因为每天多了这两个25分钟，就不回家和父母相聚吗？女生很自然地说：因为时间就是生命，要用来学习啊。

如果我们考虑她每天需要上12个小时的课、写大量作业，这并非不可理解。但是问题在于，孩子在性格成长的关键时期，对家庭的温情和支持非常需要的时候，居然会这么主动地放弃和家人相处的机会。这就是斯巴达意义上的“严格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如果教育不是把人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制品，必然最后会走到这一步。斯巴达人其实就是最古老的绝对功利主义者，他们力求榨取一切人的一切时间，用来为将来的战斗发挥每一份效能。

当“学习机器”有什么不好呢？

对此，我们可以从个体和整体两个角度来分析。

个体：“专业人”是有缺失的

古希腊人认为，斯巴达人这样的“专业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有所缺失的。

专业人”指的是一种畸形现象：某些人专门进行某种专业的活动，以至于摧毁了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动物的全面发展。他们采取一个走捷径的办法，把某一种能力提到更高的水平，而对一个人的全部人格中的其余部分撇开不管。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一个人训练成为一个熟练的技术人员，而他的灵魂的其余部分都还保持着原始的和野蛮的状态，最好的例子就是专门从事军事的斯巴达人。

同样，东亚学生的成绩，尤其是数学，看起来很厉害，令很多人惊奇，中国学生都是数学天才吗？但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学生在数学上领先，只是因为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学数学。

在PISA2012年的测试结果中，中国上海的学生比美国最强的麻省学生还要领先两年。而根据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的计算，中国学生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比美国学生一年要多出25%-30%。到15岁参加测试的时候，学生已经上了10年学。考虑到美国的学校一年上180天，一个15岁学生比麻省的同龄人要多上了2-3年。

但是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中国学生多学这两年，是从他的成长过程中的十年中硬生生抠出来的。只不过得到的成绩似乎唾手可得，而失去的隐形的东西无法准确估量而已。学到了多一些书本上的知识（这些知识多半是西方人在过去300年间发展出来的），而失去的，可能就是无穷的可能性了。

亚里士多德说：

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

经过中国人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基本上每个孩子都终于饮食无忧，齐备了生活必需品。

可是，我们的教育竟然和自然法则唱对台戏，让孩子成为全家、全社会中最忙碌的人，那他们何时可以思考呢？

整体：用力过猛就不可能创新

而如果我们抛开个体，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像斯巴达人这种不近人情的严格所取得的外在成就，可能会达到一种汤因比所谓的由于用力过猛而到达的”停滞的文明”。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许多文明——波利尼西亚人、因纽特人以及斯巴达人，之所以最终失去活力，就是由于它们“用力过猛”。它们为了迎接挑战花掉了所有力量，以至于高度紧张，最终无法活动，更不用说创新了。

在斯巴达人存在的那几百年，除了战斗故事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甚至这些战斗故事，也是其他城市的希腊人记录下来的。而与之同时代的雅典城，则是有史以来最具创造力的三个城市之一（另外两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

斯巴达人取得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把人类性格的无穷发展可能性放弃到了最大程度，而换上了没有发展可能性的动物性格才达到了这种程度。他們所走的乃是一条退化的道路。

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演说，比较了斯巴达和雅典人的区别：

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当我们真的遇着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点。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斯巴达确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雅典，但没过30年，他们的霸权就崩溃了。

斯巴达人投入了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的每个阶段，使得“斯巴达密集方阵”成为效能极高的完美机器，但正因为如此，反而在战术上极度保守，被另一个城邦底比斯以创新的斜线战术击败。而底比斯人和其他希腊城邦一样，除了战争，还拥有丰富的艺术和文化生活。

“先苦后甜”的思考方式，从一开始就错了

中国孩子这样刻苦，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在这个记录片的开头，中国女班长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中国人先苦后甜，外国人先甜后苦。这个不知啥时啥人编造出来的可笑想法，到现在还在愚弄这些可怜的孩子。

纪录片的最后一部分，是那些初三生梦想中的寄宿高中的访谈，看里面的情景，只会更苦。

感受和保持幸福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培养出来的。不幸福会变成一种习惯。泰勒-本-沙哈尔在《幸福的方法》中指出，有一种“忙碌奔波型”心态，具有这种心态的人，认为此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未来的目标，痛苦的过程是获得未来幸福的必由之路。

在这种心态下成长的孩子，经常被父母和老师提醒：上学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绩，这样才能有个好未来。然而，从来不会人告诉他学校也是个可以获得快乐的地方，或者说，学习本身就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

“忙碌奔波型”信奉的是“实现谬论”，即认为只有在实现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后，才可以得到幸福。但大多数情况下，眼前和未来的幸福是可以平衡的。比如，一个热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创造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也可以帮助他取得好成绩、在未来获益。

信奉这种“先苦后甜”人生观的人，将来就算得偿所愿，得到好工作，也会不停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

斯巴达人即使通过了童年的严酷训练，在一生的任何阶段还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里能被允许的生活是什么，在自己的岗位上必须做的事情又是什么，他们都有着这样一种心情：自己生来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服务的，停下来休息仿佛是一种罪恶。

一个斯巴达人永远也得不到幸福。

丹麦当然并非完美，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个远未完美的世界和时代，即使是“最幸福的国家”也有很多问题。

但是，只有致力于追求幸福，才能得到幸福。而不是上了理想的大学、进了理想的公司、找到理想的爱人、培养出理想的孩子，就会得到幸福，那只会是一种永远达不到的无尽之探求。

反观我们，在中国连续高速增长30年后，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可是许多70、80后的父母，都觉得现在的孩子压力反而比自己小时候大多了，下一代甚至比这一代人更不幸福了。中国父母其实是世界上最尽心尽力的家长，那么成年人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所以汪丁丁说：

陷入如此混乱的精神情境和社会情境，难怪许多中国孩子沦为个人奋斗的牺牲品……大家似乎都满足与跟随潮流而奋斗，大家都仅仅满足于通过“逆潮流者亡”这一浅显而错误的人生道理。于是，大家都努力督促自己的孩子投入这场令人绝望的竞争……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教育病入膏肓，但是没有集体行动，总觉得自己家的孩子运气会比较好，就这样陆续跳入煮沸的青蛙汤里，直到最后一个。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wzh20181116.html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症结所在：在行为上不把孩子当孩子（把他们视为小大人，严格要求，所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但在人格上又始终把孩子当孩子——无论犯了多大的错，一句“他还是个孩子”好像就都原谅了，甚至直到成年，“在爸妈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

如今，我们应当把这两点倒过来：认识到孩子在行为上是孩子，他们毕竟喜欢玩泥巴、爱游戏；但在人格上，他们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年轻一辈父母教育孩子时多注重他的独立人格，但传统的“宠”，原本就是一个家内等级礼法之下的人际关系，是权位在上者对在下者的荫庇，它恰恰防的就是孩子独立了——独立往往就被斥为“自作主张”乃至“自私”。虽然我们两代人都觉得应该给孩子“做下规矩”，但我们对“规矩”的理解也判然有别：传统的“规矩”是遵守礼法，不能挑战家长权威，而新的“规矩”却是要孩子做一个有自己权利意识的独立个体，但必须从小学会遵守约定。

在传统的家长权力笼罩下，孩子作为一个低等的家庭成员，不具备完全、独立的人格与权利。 

中国的家庭里不习惯赞扬，这首先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是相对平等的个体，即使赞扬你，也是为了别的目的，例如鼓励顺从。也因此，中国父母常克制住不去赞扬孩子，甚或经常性地打击他们，把这作为一种教育方式。

 因此传统父母喜欢的往往是“乖”孩子——为了讨得父母欢心，做一个“乖”孩子，他们也会本能地学会“揣摩上意”。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hhb20181114.html

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缺乏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像是“未成年犯罪保护法”。

在美国，法院在量刑时，会更加偏重考虑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程度，也就是被害人可能伤得很轻，但被告人因为主观恶性大而获重判。

这才是触及了“霸凌”的真正实质：他主观上摧毁你，凌辱你，让你生不如死，但你验不出严重外伤，他就约等于什么都没干。

除去部分严重的霸凌，需要制定好法律法规来惩罚、申张正义之外，我们还要面对很多普通级别的欺辱；并且有应对的能力。

这是什么意思？因为，除去那些能被登上新闻的恶性事件，日常霸凌几乎就像空气一样，非常广泛地存在于中小学生当中；真实到，你只觉得受到各种欺负，在学校里度日如年，但是，你却无法向老师、向家人说起，你无法给这种欺压命名，法律法规也很难惩处他们。

打小学时起，我本人，就长期是被各种霸凌的对象。确实没人打我，但是，被起难听的外号，被孤立，被排挤，被隔绝。比如说，我一走过，女生们集体翻白眼；或者，哪个女生跟我多聊几句，那么她就会被其他女同学排挤和隔绝，她不得不宣布跟我绝交；有时则是几个人一起叫我的外号，然后哄堂大笑。

可别问“你为什么得罪了她们/他们”这种蠢问题，你个子矮/个子高，成绩特别好/特别差，长得好看/难看，看你不顺眼，或者你走路的姿势让他们反感，都是原因。只要你一开始被人欺负了，那么，以后你就是“天选之人”，别人的火力就会对准你，哪怕开始他们对你无感、不见得讨厌你；因为，随大流欺负弱者，是一种很有必要的、类似于交“投名状”一样的东西；这样可以巩固友谊。

这种欺压，确实很难名之于口。难道还能向老师告状？难道还告他们说他们不跟我做朋友？即便是向父母倾诉，他们永远只会说“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只欺负你？”

想想，以前我小时候，曾经表示过受到欺辱，父母的态度是：“你要反省下，你哪里让人不喜欢了”，我越反省，越小心，越怂，就越被欺负。现在想来，大家都知道了，你就是一个包子啊，可以欺负你来找乐子，且没有任何后果。

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同样这么认为。她在做客《开讲啦》节目时，就表示，孩子被欺负了，一定要打回去。要培养起孩子不好惹的性格。

真正对孩子成长有用的元素，所指向的是“父母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无用的元素则是“父母对孩子做了什么”。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lyj20181228.html

https://new.qq.com/omn/20190116/20190116A11KHJ00

    因为文革导致的人才断代，90年代中科院科研人员中，40岁以上人员平均年龄52岁，40岁以下人员平均年龄28岁！这节骨眼儿上遭遇知识贬值，真是雪上加霜！曾有一篇报道，题目是《52岁与28岁的对接》。

    马祖光教授，中国高校第一批激光专业的创办人之一，当时带着他一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与会。这位研究生对我说：我现在是马老师在国内的唯一一个博士，我的师兄们全都出国了！他们走的时候，都去找马老师写推荐信，因为马老师在国际同行中的声誉高，他写的推荐信非常管用。马老师一一写了，把他们都送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90年代“出国潮”和“下海潮”汹涌而至。象牙塔里流行无奈的自嘲：“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这一后来被冠名为“首次”的全国激光科学技术青年学术交流会，召开的起因即是为此。中国最优秀的大脑们，感到了自己后继乏人。会议的召集者是杜祥琬，两个月前他刚刚接替陈能宽担任国家高技术863计划410主题首席科学家。所谓“410主题”，就是“强激光领域”，对于国家非常非常重要，以下省略很多字。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制度的探索，治理的尝试，哲学的思考；从汉朝开始，这些全都定型了，以后的朝代只是在秦汉确定的方向上，不断向前，直到远方。

人生的青春期，就像春秋战国，只有先完成了自我的思考，选择了大致的方向，后面的人生，才有可能全力以赴。

青春期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前进，是选择。

对于英语里的双重否定，可以有以下两种直观的解释：

1. -（-a）=a

2.（-a）+（-a）=-2a

1. 双重否定表肯定，这是我们在课本上学习的英语规则，是白人精英、英国人制定的规则。

2. 双重否定表强烈否定，在南方和黑人的部分群体中，口语常这样使用。书面英语里，不要这么用。

中文也有类似的例子：

楼下好不热闹 = 楼下好热闹

差点儿把我熏死 = 差点儿没把我熏死

黑人英语叫做Africa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简称AAVE。AAVE是一个方言，关系类似于当年拉丁语相对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也相当于官方中文与北京话上海话四川话。然而比较悲剧的就是前者变成了不同的语言，后者变成了“人人要学习普通话”。AAVE具有自己特别的语法，单词和发音方式。使用AAVE的不都是黑人，但也不都只有黑人才说AAVE。

Ain't nobody, Ain't no one, 这个双重否定表加强的语态是常见AAVE语法现象，同时也存在于古英语里。

“Dont come back with no money", 意思是让你花了所有的钱，不是不花钱；

“dont talk no shit", 不是让你继续瞎逼逼而是让你闭嘴。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订任何法律以确立国教；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干扰或禁止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议员在美国所有合法性来源于此条：美国“公民”有不受干涉、自由支持代表自己利益政客的权利。本意是好的，国父们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大资本让第一修正案在后世变了性。

国会两院议员对内部交易调查免疫！两院律师与最高法院和解，“因为参众议院的工作性质，国会可以免于调查”。

议员理论上是“民选”，但本质是被资本绑架，为资本提供“立法”服务，从立法的层面进行利益输送。

在美国只有合法的利益输送，没有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