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十五年到2017年，历史的轮回？

文 |北山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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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热播，让黄仁宇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又大火了一把。

总而言之，明朝的衰亡是由于“体制问题酿恶果”，明朝的帝王将相们再怎么贤明睿智也都是无济于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帝国大厦一步步走向倾覆。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指出了导致明朝衰败的两大根源：

一是经济体制全面失效。明朝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为立国基础。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财政税收制度和民间经济发展脱节，国家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管理。

二是政治体制陷入僵局。因循守旧；道德代替法制和行政。

这两条分析得有道理吗？

对于第一条来说，明朝从建国时就是这套经济制度，如何解释明朝前期运行得还算良好，还出现过郑和下西洋这种壮举，到了万历朝就一下子不行了呢？而且，在明朝出现财政危机的同时，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同步出现了经济难题。显然，根本的问题不是体制，而应当出在体制之外。

黄仁宇的这个观点还有一个严重的逻辑漏洞，所谓的“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评价古人，此乃历史研究之大忌。明朝的管理手段在当时就算不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先进的之一，明朝至少还有记录十分完备的全国税收记录，同一时代欧洲那些所谓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连这些都欠奉，甚至都没有能像中国那样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

更加客观的表述应当是：明帝国亡于财政崩溃。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偌大一个帝国，财政怎么说崩溃就崩溃了呢？

原因在于，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人殖民美洲发现了巨型银矿，白银供给量猛增。西班牙相当于掌握了货币发行权，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西班牙人通过一带一路贸易大量购买东方的商品，把巨量白银输入到中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发现了大型银矿，也成为重要的白银输出地。据学者估计，当时世界上流通的白银一半以上都在中国。

西班牙人是能挖出多少就输出多少白银，相当于在毫无节制地滥发钞票。潮水般疯狂涌入的白银，严重摧毁了明帝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形成相当规模的外向型经济，并导致明朝遇到了以前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过的问题：长期持续的输入型通胀。

这种输入型通胀不仅在明朝存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相同的原因，英国在整个十六世纪，物价上涨了约八倍左右。

今天我们觉得通胀不是太稀奇，但是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物价可能在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内都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个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实物地租，那么他的收入将缩水到原先的1/8。如此规模的通胀，引发社会剧烈动荡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西班牙帝国引导的“全球化”，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灾难，各国都是矛盾重重，斗争不断。更要命的是，这个全球化贸易体系还突然崩溃了，其中明帝国受害最深，引发经济断崖式下跌，最终导致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

万历十五年是公历1587年，是西班牙筹备无敌舰队准备攻打英国的那一年，也是西班牙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之年。

身为当时的欧洲头号强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其实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由于钱来得太容易，没人去下功夫搞实业，西班牙国内制造业几乎为零，完全是靠金融霸权获得财富，当财政崩溃后就会一切归零。

这场决定性的海战之后，西班牙虽然仍然维持大国地位一段时间，但其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出现了严重崩塌，并由此引发了连锁反应：

原本是西班牙藩属的荷兰，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逐渐占得上风。在这场海战之后，荷兰开始采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夺取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两牙合并了）的亚洲航线，掠夺骚扰其美洲航线，建立荷兰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从而进一步打击西班牙的经济，“海上马车夫”就此诞生。

同时期的英国遭受着和明朝类似的问题，英国虽然赢得了英西大海战，但是此后陷入了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反倒是让荷兰趁机摘了桃子。英国也陷入严重财政问题，与明朝一样陷入激烈的党争之中，最终分为保王党和议会党爆发了内战。

西班牙人手持大把白银，因此他们与明朝做生意的时候基本还是按照正常贸易规矩办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荷兰人与明朝做生意则是带着一股海盗作风。

更可怕得是，明朝与西方的贸易出现断崖式下跌。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中，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面向欧洲市场的“外向型经济”，这些手工工场齐刷刷地丧失了海外订单，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

一个滥发钞票、施展金融霸权、到处推销普世价值的帝国主导了全球化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繁荣，但是也引发了经济结构不合理、国内贫富分化加剧，税源不断流失，全球化既得利益集团与本国的国家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在世界各国都引发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这才是万历十五年之后，明帝国财政问题的真正根源！

历史虽然不断轮回，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

同样是作为世界头号生产大国，中国幸运地摆脱了明帝国的宿命。而主导这一轮全球化的美国，却同时兼有当年明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影子：为了推销普世价值穷兵黩武虚掷国力，滥用金融霸权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又有国库空虚、陷入党争、贫富分化加剧、国际化既得利益集团与本国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风生水起，显示出新型全球化的强大生命力，显露出取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体系的趋势，与当年的荷兰对西班牙所使用的对策异曲同工。

不同的是，已经尘封了上千年的陆地丝绸之路将要重启，中国的经济重心历史性地从沿江沿海向内陆回摆，互利共赢的盛唐大陆贸易秩序将重现人间，美国不一定会像当年西班牙帝国那样衰落，如果加入进来也有可能实现共赢。

至于《万历十五年》书中说的道德代替法治和行政以及道德僵化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老化后的必然规律，正如每个人都要衰老一样。美国和欧洲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内政治议题就不再关注国计民生，而是各种“政治正确”的话题，越来越陷入泛道德化的泥潭不可自拔。

以下为引用的文字，分析“白左”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心理动机：“左派们如此痴醉于自己的道德高地和对“受害者”身份的塑造，试图塑造正常的市场竞争和社会运行下所谓的“弱势群体”受制度性歧视的叙事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必须要从人类最基本的偏好入手，只有听众都认为自己是潜在的犯人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利用他人负罪感来获得利益。”

特朗普上台后，出台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被政治精英们顶回来。这里不对特朗普的政策是否合理进行评价，但是一个总统想办点实事阻止国家继续下滑，却遭到疯狂反对甚至围攻，今天的美国基本已经陷入否决政治的怪圈，与东林党人热衷于廷议，却什么正事也不干异曲同工。

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你以为他是懒政吗？他也曾经想做一个有为的好皇帝，但是无论干什么事，都会被群臣以各种名义阻止，换成是你，你又当如何？特朗普总统不也一样无法突破重重包围吗？万历皇帝当年的遭遇跟今天的特朗普何其相似。

“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总统，下至平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黄仁宇的评价，放到今天似乎也颇为合适呢！

日本为什么没有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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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就是古代日本太穷，养不起。日本虽小，但却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天皇就是一个摆设，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日子过的苦哈哈，更别提有权去建造一个由太监来管理的庞大后宫，纵观中国，太监也只有在大一统帝国的皇家才有，基本没有哪个大臣家里会养一大堆太监，因为不需要，也养不起。

第二，日本没有太监的另一个原因很是尴尬，就是他们的阉割技术不行，中国的阉割一开始是从动物身上开始的，因为古人发现阉割后的牛羊更容易长肉，所以才开始探索阉割这项技术，古时候一般称这项技术为“去势术”，直到这项技术成熟后，才被用到人的身上，而日本是个岛国，资源有限，畜牧业至今都不是非常发达，没有动物做实验，更别提直接在人身上动刀子了，直到19世纪才有人写出了关于阉割的书，这还是因为日本从中国引进马匹才学的“去势术”，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然不需要太监了。

最后一个原因，日本的性文化开放，太监其实是父系社会极端化出现的一个产物，而日本进入父系社会比较晚，深受母系社会的影响，他们对人伦常理并不是太看重，没有所谓的贞洁之说，而且在日本天皇生活拮据的时候，甚至会出现靠宫女卖身赚钱的现象。

石油不可再生: 原来是三百年来的大骗局；

   事实可能是：人类能获得石油的数量只与钻井深度有关；甚至废弃的油田可以自我修复，即“自充式”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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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世界工业第一能源要素——石油，它的来源(成油机理)却一直众说纷纭。最流行的是生物变油和石化变油两种学说。前者认为石油是古代海洋或湖泊中的生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形成，属于生物沉积变油，不可再生，这是目前的主流看法;而后者认为石油是由地壳内本身的碳生成，与生物无关，可再生。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为“黑金”的石油，实质上牵涉了太多的利益在其中，使其真相无法公诸于众。

1956年，美国地质学家哈伯特抛出一篇论文，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石油峰值论”。论文的主旨是，石油是化石燃料，是5亿年前埋在地下的恐龙及藻类等生物经生化反应而成。但这个核心理论只是个假设，并没有任何的科学实证，却成了近代“生物变油”理论的主要依据。

早在1950年代初，苏联就发现了石油来源的全新理论。苏联科学家组成了跨学科队伍，在政府设立的秘密基地里仔细研究了西方有关石油和天然气来源的科学文献。研究结果让这些科学家大吃一惊，他们的结论是，美国人所称石油源自生物的理论纯粹一派胡言。而且石油储量也不像美国人说的那样非常有限，事实是世界上发现的油田越来越多。1956年，宣布了团队研究结论：“原油和天然气与地下埋藏的生物没有内在联系，它们是地球深处涌出的太初物质。”

如果苏联人是对的，那么地球上的石油总量只与地层深处碳氢有机物的数量有关，而这些物质在地球形成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那人类能获得石油的数量只与钻井深度有关。而且，苏联人还发现废弃的油田可以自我修复，即“自充式”油田。他们认为，石油是在地壳深处的高温高压下自然生成的，与钻石的生成条件相仿。是地壳深处的太初物质，在高压下冷喷发进入地壳浅层地带。

苏联方面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成果斐然。被西方科学家认为是晶基地质不毛之地的第聂伯-顿涅茨盆地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那里一共钻井61口，其中37口具有商业开采价值，成功率高达60%(美国的勘探成功率只有10%左右)，而且那里发现的油田面积可以与阿拉斯加北坡的巨大油田相媲美。

冷战时期，苏联科学家将自己的理论和经验作为国家高级机密，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五角大楼才开始意识到苏联掌握理论的战略意义。美国在沙特、科威特、伊朗等国大肆抢占石油资源的同时，苏联人却在埋头苦干，在号称石油荒原的西伯利亚勘探出11个大油田和1个超级油田，使苏联在198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苏联人用一个假设讽刺西方石油化石学说：以世界上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为例，按照石油化石学说，要生成该油田已产出的石油，需要一个长、宽、高各30公里的立体空间，在里面填满恐龙肉，而且还要100%转化为石油。这简直是荒诞至极。

美国莫比尔、德士古—雪佛龙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深海区块330油田OS油层的合作开发中，从1972年开始，超强度采出了数亿桶(油当量)的天然气和凝析油。不仅油气产量没随时间衰竭，相反，随时间推移，采出的油质逐渐变轻，且生物降解程度越来越少。于是，美国能源部组建了GBRN小组，针对这种奇异的现象展开了系统性的追踪研究。

在今天，国内大众还不知二维地震和三维地震为何物，在上世纪70年代，GBRN小组就已经应用“四维地震”技术对油气运移轨迹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成功发现油气从深层逐步沿断层面裂隙向上运移、补充已开发的330油田OS油层的事实。发现了在垂直裂缝带里出现纵、横波速的降低，用Voxel透明像素技术看到这种油气上移的通道图像。并将这一过程进行了录像，取名为《正在流动着的油田》。在录像带里，美国科学家虽没说明深层油气来自何处，但可证实油气还在生产中，并沿深断裂不断上升。

无独有偶，法国CGG公司也展示了一个通过“四维地震”分析发现油气从深层逐渐向上运移、补充开采层的例子。

大量实证信息可以证明，油气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原油不是依靠有机成因理论所形成。是无机成因。油气藏实际储量也绝不等于用储层体积等现有技术计算的量，它是一个既有采出、补充和逃逸的动态过程。

既然原油是无机生成，只要地球存在，原油和天然气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由地球生产出来，汽柴油也就不会短缺。那么，世界主要国家为什么还要提出燃油汽车的替代议题？

2008年后，各国为了解决由美国制造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带来的衰退，不得不采用了巨额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进而造成了现有工业产业的超级重叠与产能严重的过剩。又随着大规模战争的消失和人口自然死亡率的下降，都无法有效地消化掉这些过剩的产能，进而将大量资本以产品的形式将有限的资源固定为了沉没成本，增加了银行的呆坏账与经营风险，并为再次暴发经济危机埋下了种子。

但由历史经验可知，要摆脱这类危机，就需创造新的产品、新的产业和新的需求。而电动汽车不仅满足上述条件，而且还“滋润”着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使没有必须替代的必要性、即使异地发电已将污染留在了远离城市的一次能源资源地、即使增加了当期的经济发展，但都将要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与原油有关产业的资本资产的沉没成本发生，并推升新兴产业及其相关资源价格，进而还会推升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并传导和刺激货币的持续超发和货币实际购买力的下降。

宋鸿兵分析日本文化导致日本经济缺乏活力

日本信奉神道教，其天皇是万世一系，社会文化是忠文化，对天皇、对上级是无条件的效忠，其社会奉行的价值体系是层级感恩、层级效忠，因此形成的日本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树状结构。而中国社会，推行的是儒家文化，当商纣王不仁时，人民是可以推翻君主或上级的。日本人被限制在树状结构的社会单元里，个人只能向内寻求自由、向内发挥能力，所以日本人具有工匠精神。日本人的社会结构，是排斥互联网式的扁平结构的，排斥个人的横向突破。

麦克阿瑟没有推翻日本的天皇制度，只是逼迫天皇宣布自己不是神。日本的天皇制度，在社会向外对抗时，可以起到凝聚作用，但在和平时代，对于创新突破和社会活力，相当于给人民套上了紧箍咒。

罗斯福为什么坚持主张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原因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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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承认罗斯福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同丘吉尔、斯大林争辩时，强调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他说过，如果没有中国坚持抗战，拖住了几百万日本军队，那么，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不会来得那么快，美国将牺牲更多的人。这表明罗斯福承认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其二是罗斯福这一招是为了拉住国民党中国以防范苏联。可以从罗斯福对艾登谈话中看出。他对艾登说：“在与俄国发生严重政策冲突时，中国无疑将站在我们一边。”美国历史资料对此还作了进一步解释：“罗斯福总统相信，一旦美国人、苏联人和中国人在战后同意共同占领日本和朝鲜时，一个亲美的中国将对美国是有用的”。

其三是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中给四大国划分了势力范围，给他们做了地缘政治上的分工：英国主管欧洲，防范德国的潜在威胁；中国负责在远东和西太平洋地区，管控日本；苏联管控东欧和中亚地区；美国统管全球和主管西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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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世界杯两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那些诞生过最多天才足球运动员的国家，比如巴西、阿根廷、荷兰、意大利、德国等，其国家队成绩都不理想；

第二，那些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职业联赛——比如英、西、意、德、法组成的所谓“五大联赛”——的国家，成绩也不算很好。德国队小组赛即遭淘汰，西班牙队连8强都没有进入，至于素以联赛水平出色著称的意大利和荷兰的国家队，甚至都没拿到去俄罗斯的入场券！

 这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如今国家队的实力已经越来越无法与大牌俱乐部相提并论了。相信这也是球迷观赛的一个共识：除了少数几场比赛，世界杯比赛呈现出来的足球竞技水平和它的总体精彩程度，远远比不上欧洲俱乐部冠军联赛。

俱乐部就像一个跨国公司，国家队则像一个政府部门。

客观地说，“足球全球化”确实提高了世界足球运动的水平，但这种提高是严重不均衡的，它提升的主要是欧洲职业俱乐部的水平，但对各个国家（甚至包括老牌欧洲足球发达国家）的国家队并无明显裨益。

让我们仔细联想一下，这不就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吗？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感觉自己并没有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受益。从他们的视线看出去，全球化的“赢家”的只是少数跨国精英，公司赢了，国家却都输了。这正是当前横扫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的心理根源。

“世界杯现象”将我们带到了一对深刻的矛盾面前：即便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依然是压倒性的主导叙事——人们是在为“祖国”而狂，而不是为球技而狂。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到处呈现的乱象，其根源就是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与民族国家的主导认同之间的对立。

欧洲冠军杯的水平远比世界杯更好，这证明了全球化不可阻挡的优越性；但世界杯远比欧洲冠军杯更受欢迎，这又证明了反全球化情绪的根深蒂固——未来或许的确站在全球化这一边，但今天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站在过去这一边，坚定地抵抗着未来的到来。

促使大多数中立的第三方球迷喜爱上克罗地亚队的最原始动力，是对“祖国”的深切认同。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自媒体上讨论克罗地亚队的文章里，凡是阅读数很高的，无一不与这个巴尔干小国30年来的苦难历程以及它的那位超级球迷女总统有关，几乎没有一篇是就球谈球的。

实际上，克罗地亚队的那些场上主力大多在西欧大牌俱乐部效力，多是身价千万的巨星。它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好成绩，大多数人自动忽略了这些重要的“技术参数”。打动和折服他们的不是足球，而是克罗地亚足球队所呈现给我们的一种高强度、悲剧性的“为祖国而战”的民族国家认同。

正是因为俱乐部（公司）是人们的自由选择，而国家是很难自由选择的，所以绝大多数人才对前者永远都产生不了任何忠诚，却对后者无限忠诚。

可以说，世界杯就是和平年代各民族国家间的“热战”，只不过它借助的不是军队，而是足球这项世界第一运动。

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民族国家”依然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最无怨无悔、矢志不渝的第一认同。未来，如果不能很好地兼容人民的这种认同，单向度经济层面突进的全球化就是没有出路的。

我想，在这个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刻，这就是这场成功的世界杯留给我们的启示。

http://dajia.qq.com/original/japan/jjq20181005.html

日本人面对地动山摇，总有劫后余生的喜悦：风停了，但风铃还在摇曳。照日本人的说法，这就是知物哀了。而知物哀者，乃风雅之人也。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就1935年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作了如下比较：

日本人每天忙忙碌碌，总是在电车火车里，读者一份报纸，一副固执的神情，坚定的下巴，眉梢上挂着民族灾难即将到来的阴云。坚信在下次决战中，日本要么摧毁世界，要么被世界摧毁，并在为这一天作着准备。而中国人则穿着长袍马褂，宁静安享，心满意足，逍遥自在，无忧无虑，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从梦中唤醒。

显然，与我们喜欢报喜不报忧不同，日本人喜欢报忧不报喜。看似是一字颠倒，其实是心向的颠倒，更是知性的颠倒。这种颠倒的背后，就是这种“晨曦中弥漫着山樱花芬芳”的悲情，催生着忧患意识的一个结果。

村上龙说过，这个国家什么都有。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唯独没有希望。这里溢于言表的是作家个人的悲情，延伸至对这个国家的悲情。看来唯没有希望，才是最大的希望；唯没有路，走出来就是路。村上龙是真话反说。

当傅高义在1978年出版《日本第一》，日本人并没有为此生出得意而是生出警觉：为什么不讲我们的缺点？是想麻痹我们的斗志？可能是个阴谋吧？

竹内好是日本战后重要的思想家。但就是这位思想家在他的《近代的超克》一书里，竟然还在设问日本是否是一个独立国的问题。他说明治以来，日本国家形成的主流精神，只重视独立的外在形式，不去反省它的实质内涵，结果失败了。

而学者内田树前几年出版《日本边境论》，说日本人性格就是边境人性格。边境人性格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自认自己从起跑线上就开始落后于他人，并对这种落后耿耿于怀，有一种口服心不服的日常自觉。

当面服从，背后不服，内田树说这是日本人擅长的本领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生存战略。

悲情会毫无悬念地走向忍耐，忍耐会走向持久，而持久则是创生万物的一个清爽晨浴。这样逻辑的看，悲情才是创新的原动力。

日本早就流传这样的说法：鸟儿不叫，织田信长以武力强迫它叫，丰臣秀吉想办法逗它叫，德川家康坐在一旁耐心等它叫。这个传说，当然是美化德川政权260年的和平治国。但将日本人的悲情至上化为一种忍术——忍人所不能忍，则有半轮明月，三两渔火的效应。而福泽谕吉说得更白：这个忍术实际上来自中国。只是中国人的忍是逆来顺受之忍，日本人的忍是以顽强毅力成人之所不能成之忍。

这样来看，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忍，生出的是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以实用理性为本，灵活变通是其特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式聪明”。这种权变文化，在让中国人庆生乐生，追求幸福的圆融圆满之时，负面影响也巨大。

中国道教里有无为之术。日本天皇家在取中国道教的时候，把道教里的无为之术完全摒弃，并以神道教取而代之。所以他们的道教并不是中国的黄老之道。日本人借鉴中国人的辩证智慧，用“知强守弱”的生存智慧赢得了安全，开始打造适合自己的世界性生存体系，并继续支配世界经济的王道。

日本人明白，从转换视角来看，在唱衰中强大自己，在忧患中成熟自己是一种更高的生存智慧。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日本人更喜欢在暗处，日本人更喜欢隐忍。他们深谙度心之术。

明治维新推翻了无力抵御黑船（美国舰队）的幕府，天皇在倒幕运动中积攒起了可观的政治资源（如“天下为天皇一人之天下，而并非为幕府之天下”这类思想宣传已深入人心），而地方诸藩在战后多已处于经济破产、军事难以为继的困境。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朝廷，与地方诸藩同为挽救危局的功臣。

明治维新完成的是一种从周制（诸侯分封）到秦制（中央集权）的转变，而非由秦制变为现代民主社会。明治维新宣扬爹亲娘亲不如天皇亲的武士道精神。

https://new.qq.com/omn/20181211/CRI2018121100390600

希特勒为什么要进攻苏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285896/answer/60353736

有一点是今天有意无意忽视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二战初期几乎所有人都担心世界革命的爆发，这是英法绥靖政策最直接的原因，因为二战是在解决一战遗留问题。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分赃不均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非但没解决它们的问题反倒打出一场几乎要颠覆它们的革命来，所以战争不结束也得结束，其实不能算结束了。二三十年代各国都在积极备战，谁都清楚另一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在新的战争中谁敢保证不会爆发第二个十月革命。事实上，二战后的冷战还有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正是战前人们担忧和已经预见到的。

斯大林就曾表示过这场战争结束后世界格局必然发生质的变化，最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世界革命的高潮。斯大林实际上把苏联引了上国家主义的道路，实现了列宁“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率先实现”的预见，输出革命是为了保全苏联扩大势力范围。

希特勒攻打苏联是要从根本上消除西欧的革命隐患，所谓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封建领主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消极的反动的第三条道路，它只有彻底荡平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本营，才能釜底抽薪彻底制服西欧内部的无产阶级，并向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欧美小资产阶级证明国家社会主义是解决时代困境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确立自身的合法性。

就是说，苏德战争对希特勒和纳粹而言是一场保卫西方文明的圣战，比起这之前的战争要崇高得多。今天流行的对二战的解释和叙述是由欧美主导的，主要是美国的观点，只从结果看它并没错，技术战胜了一切。我们早就忘记了，当时他们到底为什么你死我活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种遗忘很大程度上是刻意的。从今天的局面看，那场战争最后的赢家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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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所以比一战更惨烈，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而不像以往的国家权力之争是可以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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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为何能碾压匈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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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文景之治的盛世，为汉武帝远征匈奴提供了国力支撑。霍去病每一位骑兵配置三匹战马，两匹轮换着骑，一匹携带物资。

第二个原因，在汉武帝时，汉朝的武器锻造水平有了质的提升。